▲“叠人墙”是加泰罗尼亚区最具传统特色的民俗节庆活动，参与者一层层咬牙托起、冒着危险不断向高处堆砌的，是以民族主义之名令每个加泰罗尼亚人热血沸腾的信仰。（视觉中国/图）

全文共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巴塞罗那，萨丰笔下那座笼罩在蓝灰色迷雾中的城市——或许，历史的伤痛曾被太多家庭所共有，以至于大半个世纪过去，加泰罗尼亚人仍未能从这段阴影中走出去。

另一方面，当加泰罗尼亚人的重商主义与西班牙其他地区的小农经济意识发生碰撞，自然刀光剑影，火星四溢。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年10月27日中午，我正在马德里查马丁区的一家餐馆用餐，桌上的手机忽然震动了，屏幕上跳出西班牙《国家报》的一条推送：加泰罗尼亚议会宣布独立。

加泰罗尼亚独立成真了？匆匆扫了几眼各大媒体发布的图片：六百公里外的巴塞罗那，成百上千的人正举着加泰罗尼亚区旗涌向城市中心的广场，庆祝“加泰罗尼亚共和国”的“诞生”。他们互相拥抱、亲吻，喷洒香槟，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喊，一些年长的人眼里甚至盈满泪光。

浏览这些画面时，我想起了我的加泰罗尼亚朋友埃洛伊。就在月初，他还在Facebook上抱怨，自己在参与10月1日的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时被前来阻挠投票的警察打伤——那场“公投”已被西班牙宪法裁定为违法。

我以为此刻埃洛伊定会在社交媒体上为“共和国”的建立而摇旗呐喊，但出乎意料，一向活跃的他却罕见地沉默着。

卡斯蒂亚语的“入侵”

第一次见到埃洛伊是在一场聚会上，他笑容灿烂，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有时说得快了，会突然停下来问一脸茫然的我：“你看我们需要照顾你改说英语么？”

那时我刚到西班牙不久，正在苦苦适应这种“舌头比脑子转得快”的语言。于是我回答：“不用，还是让我练习一下西班牙语吧。”

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用温和而又不容置疑的口吻纠正：“是卡斯蒂亚语。”

事实上，相较于外国人常用的“西班牙语”这一概念，在西班牙，“卡斯蒂亚语”才是这个国家通用语的正式称谓。15世纪初，随着西班牙中部和西北部的卡斯蒂亚王国与东部阿拉贡王国的联姻，西班牙第一次以一个统一实体的面貌出现，而卡斯蒂亚语也作为官方语言在这片土地上绵延下来。不少民族在保留自己方言的同时接受了卡斯蒂亚语的主导地位，但也有少数几个对这种文化的“入侵”始终持抗拒态度，比如加泰罗尼亚。

在巴塞罗那，机场、火车站和地铁的告示牌上，标注在最前排的永远是加泰罗尼亚语。而卡斯蒂亚语却只能与英语、法语一样缩在角落里，享受“外来语”的待遇。加泰罗尼亚的中小学几乎全部用加泰语授课，70%以上的学生在高考中使用加泰语答卷，甚至在大学中，把加泰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比例也高达60%以上。

▲巴塞罗那机场的告示牌上，第一行为加泰罗尼亚语，第二行为英语，第三行为卡斯蒂亚语。（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加泰罗尼亚人将语言视为本民族的精神图腾，并为捍卫它的存续而抗争了数百年。18世纪，无嗣的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任君主卡洛斯二世去世，引发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波旁王朝之间旷日持久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加泰罗尼亚人因为支持前者而付出了代价：成功取得王位的费利佩五世登基后取消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权，并废除了加泰语的官方地位，这种语言也在学校中被禁止教授。19世纪末，随着巴塞罗那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些加泰作家开始倡导本民族语言的复兴，并针对中下层市民展开了加泰语普及教育。然而20世纪初，由于一场工人大规模罢工引发的暴乱，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再度发布了针对加泰语的禁令。到西班牙内战时期，支持第二共和国的加泰罗尼亚又因为在战争中站到了抵抗佛朗哥阵营的前线，而在共和国陷落后招致了残酷的镇压，加泰语和他们的许多民族习俗一道被全面禁止，直到佛朗哥去世才重新焕发出生机……

在这个民族历史上曾经历的无数低谷中，加泰罗尼亚语就像黑暗中的一星火种，在漫漫长夜里几经闪烁，最终还是微弱而顽强地保存了下来。“我们加泰罗尼亚人为自己的语言而骄傲，这是我们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埃洛伊说这话时的表情和语气，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是一名典型的加泰罗尼亚主义者。

“取消Siesta（午睡），还能叫西班牙人吗？”

埃洛伊在欧洲某家航空公司做了多年的空少，工作清闲，薪水丰厚。但三年前，他却突兀地做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决定：在经济危机阴云未散的时期辞去工作，转而在巴塞罗那经营起了高端定制私人伴游业务。“鲁莽”，几乎成了所有人对这一行动的一致评价。

然而埃洛伊却令所有人大跌眼镜了。凭借敏锐的商业头脑，他嗅到了定制型旅游业务的空白，并凭此打入巴塞罗那小众旅游市场，成功站稳了脚跟。短短两年，他的事业突飞猛进，不仅从“私人小作坊”发展成了拥有一支成熟团队的旅游公司，本人也晋升为业界的风云人物，频频出席各类政商界活动，与大人物们推杯换盏。于是一时间，他又成为了朋友圈里的“传奇”。

“一个典型的加泰罗尼亚人。”每每提起埃洛伊，我们共同的一名朋友便带着半是羡慕半是嫉妒的情绪啧啧赞叹几声，随即斩钉截铁似的抛下这么个定义。

什么是典型的加泰罗尼亚人？不论是马德里、瓦伦西亚、加利西亚还是马拉加人，都会对此给出一个相似的答案。他们会挑挑眉，用上一长串词汇：精明、能干、贪婪、重利忘义。末了，还会半开玩笑地加上一句：“令人讨厌的加泰罗尼亚人啊……”

讨厌加泰罗尼亚人似乎已成了西班牙人民的政治正确。个中理由五花八门，但我所听过最无厘头的一桩指控却来自一名安达卢西亚出租车司机，他愤愤的口气仿佛在述说一桩不容原谅的背叛：“他们竟然打算取消Siesta（午睡）！这样的人还能称自己是西班牙人么？”

不睡午觉也是一项原罪？这听起来实在荒唐，但背后却隐藏了加泰罗尼亚与西班牙文化格格不入的根源——西班牙是欧洲著名的农业大国，这里日照充分，为作物生长提供了先天优势，尤其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更是全欧洲蔬果供应的大本营——有一种说法：伊比利亚半岛一出现极端天气，英国超市的菜架上便要闹“菜荒”。自给自足式的农业生产主导了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也使懒散、热情、小富即安成为了西班牙人性格里的标签。而午后强烈的阳光则让他们的文化中多了午睡这一“神圣”的传统。安达卢西亚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群——如果在下午两三点不小心闯入某个安达卢西亚小镇，对着空空如也的街道，你或许会疑心自己被流放到了荒无人烟的世界尽头。

但加泰罗尼亚却不同。这里不仅扼守着伊比利亚半岛通向欧洲大陆的陆上要道，还拥有朝向地中海的重要港口。凭借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从罗马时代起，相较内陆地区更为成熟的贸易文化便已于此处萌芽。十三到十四世纪，加泰罗尼亚与阿拉贡王国通过联姻合并，新联邦向海上发起了扩张，甚至一度将地中海西部的撒丁岛、西西里岛、科西嘉等岛屿和那不勒斯等城市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18世纪下半叶，作为欧洲最大的棉纺织工业基地之一，加泰罗尼亚又引领了西班牙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粮食、葡萄酒、纺织品等贸易的发达使这里的居民拥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商业思维深深植入加泰罗尼亚民族的血脉。于是当加泰罗尼亚人的重商主义与其他地区的小农经济意识发生碰撞，自然刀光剑影，火星四溢。

▲加泰罗尼亚位置图。（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虽然像犹太人一样被冠以“爱钱如命”的恶名，不过加泰罗尼亚人对此并不以为然，他们同样看不起安于现状的其他西班牙民族。正如埃洛伊常常在朋友圈里自我夸耀的那样：“我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人物一点点走到今天的，现在我的手机里已经有了巴塞罗那市长的电话，我的公司在瑞士银行也有了账户。”这就是加泰人，他们从来不会掩饰自己对财富的追求和为此做出的努力。

巴萨会员的红蓝血身份

去年春天，为了给朋友购买一张巴塞罗那对皇家马德里比赛的门票，我通过埃洛伊找到了他的好友阿尔贝特。后者是巴塞罗那俱乐部的死忠拥趸，他像所罗门国王炫耀珍宝一样向我们展示了自己的会员卡，那上面印有他的姓名和俱乐部会员号码。“全世界有数以亿计的巴萨球迷，却只有15万人有资格成为会员。”他用自豪的口吻说。

在巴萨俱乐部的会员申请准则中，有这样一条近乎苛刻的要求：申请者需为某位现巴塞罗那会员的二级家庭成员，亦即：只有当你的父母、配偶、兄弟姐妹或是叔侄舅甥等近亲中已有一名巴萨会员，你才有资格申请成为俱乐部的新会员。这无异于为巴萨会员套上了“世袭”的头衔——一日红蓝，代代相传，一张会员卡，就是一份巴萨球迷血统与传承的身份证明书。

身为巴塞罗那球迷，自然少不了对加泰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狂热。都说足球让政治走开，然而在巴塞罗那，足球与政治早已密不可分。就像被镶嵌在诺坎普看台上的俱乐部座右铭那样，巴塞罗那从来就“不只是一家俱乐部”，多年来，它始终是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斗争的前沿阵地。从佛朗哥时代起，足球场上的胜利便成为加泰人反抗和表达不满的唯一手段，以至于每一次巴萨对皇家马德里的胜利都被看成一场针对佛朗哥政权大快人心的复仇。即使到了今时今日，加泰罗尼亚人也仍在试图凭借足球划清与卡斯蒂亚文化的界限。

▲巴萨与皇马之战，在巴塞罗那，足球与政治密不可分。（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赛季西班牙国王杯，巴塞罗那晋级决赛，他们的对手恰巧是来自同样有着汹涌独立呼声的巴斯克地区的毕尔巴鄂竞技。于是当赛前按惯例奏起西班牙国歌，场内响起的却是两支球队球迷震耳欲聋的嘘声，镜头转向VIP看台，继位不到一年的国王费利佩脸色分外尴尬。

与代表中央政府的马德里之间的对抗已融入了加泰人的血脉，成为某种信仰般的存在。正因如此，没有一名巴塞罗那球迷愿意错过与皇家马德里之间的对决。在知道我们想求购“国家德比”球票后，阿尔贝特也摆出了为难的表情：“如果是别的场次，很多会员都可以出租赛季套票，但这是国家德比……”他建议说：“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官方购票渠道。不过根据经验，俱乐部要到比赛当天才会开启公众售票通道，届时可能有几万人在网上排队抢票，但放出来的票数却不过几百来张……”

在我们失望的眼神里，阿尔贝特突然话锋一转，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如果到时你们还没有弄到球票，再来找我谈谈好了——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价格的。倘若你们的出价真的让我无法拒绝，我也不介意去酒吧看比赛。”

原来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最后这一句。利益大于热爱，信念也有价码，加泰罗尼亚人的精明与实际，名不虚传。

但也正是这种逐利的民族特性在近年进一步让加泰罗尼亚在谋求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作为全西班牙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加泰罗尼亚占据了西班牙经济总量的近五分之一，人均GDP远高于西班牙平均水平，在拥有公司数量和吸引外资能力方面都是全西班牙之冠。然而上缴税款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19.5%的他们在过去几年里仅得到了14%的财政拨款。在加泰罗尼亚人眼里，这无异于政府在用他们辛苦工作缴纳的税赋赡养经济落后且不思进取的懒汉兄弟。经济危机期间，随着大环境的恶化和失业率的增加，加泰罗尼亚人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也达到了最高潮。

“西班牙在抢劫我们加泰罗尼亚。”埃洛伊不止一次这样激动地说。事实上，在加泰罗尼亚，这种偏颇的观点在民众中极其普遍，一些学校的老师甚至在课堂上也这么向孩子们宣告。我一度认为这种非理性的怒火是加泰罗尼亚狭隘民族主义煽动的结果，然而后来的某次巴塞罗那之旅却改变了我的这一印象。

巴塞罗那，风之影中的灰色迷雾

那是一个初秋的黄昏，埃洛伊作为导游，带领我们爬上市内的制高点蒙杰伊克山眺望风景。山上的城堡正在举办露天音乐会，无数年轻人沐浴在将暗未暗的光线里，衣着亮丽，笑容炙热，与他们身后那座被岁月冲洗成灰黄色的庞大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埃洛伊介绍起了蒙杰伊克城堡的历史：“在内战期间，这里曾是反法西斯军队的堡垒，战后又成为了佛朗哥政权关押和处决军事囚犯的监狱。”他顿了一下：“我父亲的祖父是被佛朗哥军队的炸弹炸死的，我母亲的祖父也是死在佛朗哥的监狱里。”

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了作家鲁伊斯·萨丰的小说《风之影》对年后被笼罩在高压和恐怖气氛之下的巴塞罗那的描述：“我的世界里，死亡像一只无名氏的魔手，一个挨家挨户敲门的推销员，抓走了无数个母亲、街头乞丐，甚至还有九十多岁的老人，仿佛他们都中了地狱的彩票似的。死亡，可能就在我身边，它有着人类的外表，内心却被仇恨所荼毒；它可能穿着制服或者风衣，在电影院门口排队、在酒吧里言欢；他可能早上还带着孩子去公园散步，下午却无情地让某个人消失在蒙杰伊克城堡的地牢里，或者葬身无名之冢……”

内战后，佛朗哥政权向支持共和军的加泰罗尼亚人展开了清算：一些人被公开逮捕处刑，一些人永远消失了踪影，而另一些人则活在曾遭遇酷刑折磨的阴影里。如今，经历过内战的那一代人大多已故去，但他们所曾有过的恐惧与憎恨却深埋在了整个民族的记忆里。透过埃洛伊那双暗色的眼睛，我隐约又看到了萨丰笔下那座笼罩在蓝灰色迷雾中的阴郁城市——或许，这样的伤痛曾被太多家庭所共有，以至于大半个世纪过去，加泰罗尼亚人仍未能从这段历史中走出去。

在年独裁者佛朗哥去世后，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推行民主改革，使西班牙实现了彻底的民主化，加泰罗尼亚地区也获得了高度自治权。但加泰人并不愿遗忘与原谅。他们如祥林嫂一样重复着独裁者的残暴，痛斥着中央政府的打压，一遍遍揭开自己早已结痂的伤口，以确认自己对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向往。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尴尬：压迫已不复存在，而反抗却仍在继续。

天光渐暗，从蒙杰伊克的山顶看下去，整座巴塞罗那城仿佛沐浴在历史泛黄的哀愁和美丽里。

▲巴塞罗那，不仅仅有高迪的奇思妙想建筑，还有西班牙内战时期留下至今挥之不去的灰色迷雾。（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过几天就是圣梅塞尔节，记得看看加泰罗尼亚人的传统竞技叠人塔表演，一定让你们大开眼界。”那天临别，埃洛伊告诉我们。

搭建“通天”的人肉巴别塔

我没有赶上圣梅尔赛节的表演，但那年秋天，我还是在加泰罗尼亚塔拉戈纳地区的小镇瓦尔斯观摩了一场当地人塔队的演习。

这与其说是一场演习，倒不如说是一次全城性的狂欢：数千人将市中心的小广场塞得水泄不通。而广场正中，近百名身着红色上衣、白色半身裤、腰间扎着黑色腰带，不同年龄、性别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聚在一起，伸出手臂搭在前方队友的肩上，像松塔那样层层拱卫成一座庞大的基底。“松塔”的中央，几十名队员站在同伴的肩上，构筑起第二层基座，他们高举双手，用拱卫和托举的形式托起站在更高一层上的人。往上的几层都是四人的方形结构，年轻壮实的小伙子一层踩着另一层的脊背和肩膀爬上去，搭着各自的肩固定下来，两名姑娘站到最上方构成塔身的顶层。在所有这些人之后，两个不过五六岁年纪、戴着头盔的孩子开始麻利地一路向着这座近十米高的“人肉积木”之巅攀登。

▲年仅五六岁的孩子也会参与到“叠人塔”活动中。（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我心惊胆战地注视着那似乎摇摇欲坠的塔身和底层壮汉们因为负重而憋得通红的脸。身旁一位老妇人似乎感受到了我的紧张，于是悄悄拍了拍我的肩：“不用担心，他们都排练过很多次了。你看，右边那个孩子就是我的孙女。她很棒，不是么？”

迎着她期待的眼神，一个问题滑到我嘴边，却还是吞了回去——这么小的孩子，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是不是太冒险了些？

在人塔杂耍式表演的背后，事实上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塔身开始晃动，顶端的人来不及撤下，人塔便会倒塌，参与者轻则伤及皮肉，重则遭遇骨折甚至受到致命伤害。年，一名12岁的小女孩便在一次九层人塔的表演中因为塔身坍塌而摔下，导致颅内出血不幸身亡。这桩事故也一度引发了未成年人是否应参与这种高危运动的争议。

然而，这是传统，传统在这里似乎不容置喙。于是我只是默默地看着那两个孩子攀上塔尖：其中一个俯下身在塔顶弯出一道小小的拱桥，而老妇人的孙女则从他背上翻过，并伸出四个手指，围观的群众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

“那个手势是什么意思？”

“那代表的是加泰罗尼亚的区旗。只有做出这个手势，人塔才算真正完成。”

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这种危险而又疯狂的运动为何会如此受到加泰罗尼亚人的追捧。他们一层层咬牙托起、冒着危险不断向高处堆砌的，是以民族主义之名令每个参与者和旁观者热血沸腾的信仰。当一座城市的手向着同一个方向举起、一个民族的眼睛朝着同一个顶点仰望，他们便似乎能搭起通天的巴别塔，直达理想的彼岸——那个他们梦想中的“加泰罗尼亚国”。

在10月27日那天，加泰罗尼亚人的这建国之梦似乎一度短暂地成为了现实，但喜悦只是昙花一现：仅仅在“独立宣言”发表几个小时后，西班牙政府便宣布全面接管加泰罗尼亚。

一切在须臾之间恢复了原状。所谓的“独立日”更像是一场全民的癔症；而那个加泰罗尼亚议会主席口中新生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从始至终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

这更像是一出荒诞剧，但它所造成的现实后果却正一点点浮出水面。自从“独立公投”以来，已有近两千家企业将自己的税务所在地搬离加泰罗尼亚，这其中不乏西班牙第二大银行Caixa和西班牙天然气公司等行业巨头。一些愤怒的加泰罗尼亚民众扬言要抵制这些“逃兵”，但这并不能遏止更多企业效仿他们加速逃离这片是非之地。

10月末的一天，埃洛伊忽然出现在了马德里。几名朋友聚餐时，有人开玩笑地问：“怎么想起‘出国’来度假了？”

埃洛伊耸了耸肩：“近来旅游业受到了影响，我们的不少客人取消了订单。”他喝了一口酒，带着深思熟虑的表情说：“事实上，我现在正考虑一件事——把我的公司也迁来马德里。”

在一片嘲笑声中，埃洛伊举起了杯：“感情上我仍然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但理智上，很抱歉，我不能不为我的事业做出考虑。”这个“背叛者”沉默了片刻，很快又兴奋了起来：“现在还不是时候，加泰罗尼亚真正的独立会在未来某天到来的！”

那一刻，我想，或许这才是一个标准的加泰罗尼亚人——一半是疯狂而浪漫的理想家，一半是精明而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如此矛盾，却又如此并行不悖。

点击下方蓝字

下载：南方周末新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