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非典时去世的友人阿罗

　　派克?阿罗（PekkaOllinpoikaAro）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芬兰人，年6月29日出生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年4月5医院。享年52岁。

　　阿罗长期在联合国国际劳动组织（UN-ILO）工作，担任技能开发司司长（directoroftheILOdepartmentforskillsdevelopment）。同时，他又是一位公认的就业问题专家。因此，他和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

　　阿罗曾多次来华工作。他工作态度非常认真，对中国充满热情。特别是和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的关系非常密切。年8月他在北京的工作就是由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接待和安排的。当时我担任这个中心的主任。根据我的工作记录，年8月28日下午，我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工作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心副主任陈李翔等人。这也是在他生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年3月23日，阿罗从泰国曼谷乘泰航班机来到北京。此行的任务是筹备中国政府和国际劳工组织于四月初在北京联合举办的《中国就业论坛》（ChinaEmploymentForum，CEF）。由于世界各国的劳工部长都将来北京参加会议，所以，我国政府非常重视。阿罗到京后，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在此期间，他曾和国家劳动保障部（即现在的人社部，下同）就业培训司司长、国际合作司司长，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的同事多次会谈，商议预备工作，日程非常繁忙。

　　3月28日，阿罗出现身体不适。开始主要是肠胃方面的问题，特别是腹痛很厉害，还有腹泄等。他曾给远在欧洲的妻子打电话，阿罗的妻子有医学专业的背景，她曾敏感地问他有没有呼吸方面的问题。阿罗当时说没有。他的妻子就比较放心，建议他吃一些胃肠炎方面的药品。此时阿罗虽然病痛在身，但是仍然坚持完成自己要做的那些工作。没有太把病放在心上。

　　但是，随着病情的严重，4月1日，阿罗开始向北京国际医疗中心求助。主要还是说自己拉肚子。中心为他做了血常规和便常规检查，感觉症状很像急性胃肠炎，就按急性胃肠炎给予了治疗。

　　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总部也非常重视阿罗的病情。立即联系了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医疗服务部和世界卫生组织驻北京的两位医疗专家（Dr.RudyWabitschoftheILOMedicalServiceandDr.DanielChinfromWHOBeijing）直接监控阿罗的健康状态。还曾设想能不能把阿罗带回欧洲。无奈，阿罗的病情发展非常迅速。

　　4月2日，阿罗又到北京国际医疗中心，还是说自己不舒服。这时，这里的医生开始高度怀疑他患有非典症状，马上送他进了观察室，按常规给他拍了胸片，并采取了紧急隔离措施。国际医疗中心感到自己的力量已经不够了。医院打电话。医院的专家们马上过来，医生们换上了防护服，从上午11点钟开始，呆了3个多小时，最后在下午4点决定：把阿罗送往北京医院。同时，立刻封闭了北京国际医疗中心，隔离了所有医护人员。到底是医院，处理非常专业。

　　入院后，又经多名专家临床会诊，鉴于患者有发热、咳嗽、左下肺呼吸音减轻、白细胞计数不升高、肺部X光胸片有明显改变，及入境时有可疑病例接触史等，医生们高度怀疑为重症输入性非典型肺炎。随即调集了他们可调集的全部资源，包括请医院的呼吸科名医会诊。然而，到四月五日深夜，中国方面的所有努力全部失败，阿罗终告不治。

　　阿罗逝世后，国家卫生部迅速查明了阿罗的感染途径：3月23日阿罗乘泰航客机坐在商务B02座。同机的B01座上的乘客是一位从中国广东去曼谷后返京的公务旅行者。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感染的非典，但当时他在这架飞机上就已经发病了。他发热，盖着两条毯子放平座椅休息，还咳嗽。这位乘客到京后还传染了来接他的司机和自己的夫人。他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传播者。但他自己的病情好像不太重，后来听说他完全痊愈了。

　　阿罗作为一个欧洲人，他人高马大、身强力壮，我绝对没有想到他会被SARS这样小小的病毒感染，而且竟然很快就去世了。但阿罗却完全不是一个传播者。在北京和他密切接触的人，包括和他一起工作的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的人，劳动保障部有关官员，北京国际医疗中心的医生护士，以及他在北京医院住院时，专程前去看望他的劳动保障部国际合作司、就业培训司、医疗保障司的许多司长副司长，他们当时根本没有今天的这种防护意识，甚至连口罩都没有戴。但是，他们都没有生病。所以，阿罗绝对不是一个传播者。不知道医学界的专家们研究过这种现象没有。

　　四月六日阿罗因为患非典去世的消息，不但立刻引起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而且立刻传遍了全世界。中国政府马上宣布取消了即将召开的《中国就业论坛》，世界卫生组织对在华旅行发出了严重警告。（当时世界卫生组织还没有今天这种宣布PHEIC的机制。）随即，中国进入了全民动员抗击非典的斗争中。

　　年4月9日下午，我陪同国家劳动保障部正部级的常务副部长李其炎前往八宝山。阿罗先生在那里火化，李部长在那儿主持了阿罗先生的追悼仪式。原来芬兰方面还要来人，但最后传来的消息是：他们不派人来了。阿罗先生的所有遗物也不要再留下，全部火化。芬兰驻华大使，联合国驻华机构代表，北京市政府，我国外交部和北京医院的代表都出席了追悼会。（北京医院的护士长贾双萍为阿罗做了最后的整容，包括梳理了他的头发。）我们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有三位和阿罗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陈卫军、王鹏、张伟也参加了追悼会。张伟同志还带来了一台大型专业摄像机，拍摄了追悼会的情景，为阿罗的一生留下了最后的宝贵资料。

　　你们恐怕很难见到那天的情景。若大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只有我们这十几个人，空旷极了，安静极了！春天的北京，阳光明媚、天高云淡，但似乎到处弥漫着肃杀的悲凉。李部长即席发表了感情深挚的讲话。我才知道，李部长曾多次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在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上工作。其间，他和阿罗有过非常友好的交往。他后来跟我说，如果不是由于他当时出差了不在北京，阿罗来后，他会和他一起吃个饭。我当时想，也不知道是幸也不幸。不过，阿罗到是没有传染任何人。

　　还有一个插曲。阿罗去世的第二天晚上，我给我部就业培训司司长于法鸣打电话，听见他在电话中咳嗽，引起了我的高度警觉。我就问他：身体怎么样？结果他说，腹泄，低烧，剧烈咳嗽……。我听后，不顾时间已很晚，马上给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打电话。黄洁夫说：你请这位司长给我打电话。我马上来安排他的检查和治疗。

　　接着，我又给劳动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打电话，强烈建议不允许于法鸣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劳动厅局长会议。第二天一早，我听说劳动保障部领导就安排了所有和阿罗有接触的人都离开办公室，前往医院检查身体并自我隔离。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建议起了作用。那时，离全国开始普遍实行隔离措施至少要早一周以上的时间。但后来于法鸣司长居然什么事儿都没有，身体比我还健康多了。但他也没多怪我。再说了，谁叫他跟我说他又发烧、又腹泄的！我强烈的隔离意识是不是也属于先知先觉呀？

　　阿罗逝世整整一年后，年4月5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隆重举行了“国际劳工组织专家派克?阿罗逝世一周年纪念会”。派克?阿罗的全家：包括夫人MrsRitvaAro,长子EemeliAro,长女PilviAro,小儿子OskariAro应邀专程来华出席了这个纪念会。那真是非常好的一家人。每一位成员都年轻漂亮、开朗大方、彬彬有礼。他们说，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工作。聚集到一起也非常不容易。

　　芬兰驻华大使，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局长庄古，副局长王吉元，国际劳工组织特别顾问张幼云，北京局专家Samina等出席了纪念会。劳动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该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刘旭，副司长张亚力；培训就业司司长于法鸣等也都出席会议。

　　张小建副部长在会上作了非常感人的讲话。我一直想找这个讲话稿留作纪念。我喜欢收集优秀的讲话稿。但是，最终我还是没找到。阿罗夫人的讲话也非常感人。但她讲的应该是法语吧。我一句都听不懂。她几乎回忆了他的、也是他们共同经历的一生。他们早年都是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充满了正义感，参加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也是阿罗后来到国际劳工组织工作的一个原因吧。他应该是工会方面的代表。后来成为了ILO的高级官员。夫人最后在讲话中说，派克?阿罗非常热爱中国，不知为什么，他曾说过，他将死在和葬在中国。不料竟一语成谶。

　　我是曾和阿罗先生一起工作，又出席了他的葬礼，又参加他的逝世周年纪念会的少数几人之一。所以，我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我现在把这些写下来。我想，这应该也是中国抗疫史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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