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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金晓文，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来源：《拉丁美洲研究》年第4期
内容提要：传统上对于民众主义的分析通常采用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忽视社会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在拉丁美洲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社会同样具有主体性，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使民众主义绝非简单地表现为国家对社会的操纵，社会的力量也影响着民众主义的形成及演变。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认为阿根廷民众主义是经济危机下政治领导人重塑国家政治权威的一种方式。在经济危机中，传统社会矛盾凸显，原有政权的支持网络无法维系，政治领袖便通过诉诸民众主义的方式重建政权支持网络，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统治。除民众主义外，军人干政也是阿根廷时常依靠的另一种解决危机的方式。从根本上说，军人干政与民众主义的反复出现均根植于阿根廷的政治和社会传统：一方面阿根廷具有崇尚权威的传统，当危机发生时民众会诉诸权威对国家进行改造；另一方面，阿根廷社会分裂程度较高，在危机下必须通过权威的方式才能推行改革和新政。而军人干政和民众主义的出现又与所处的社会结构有着紧密关联：军人干政发生于精英内部与民众内部均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而民众主义发生于精英分裂但民众相对团结之时，这也使得军人干政和民众主义成为危机之下的不同选择。
关键词：阿根廷民众主义权威政治
社会分裂
学界关于拉美民众主义（Populism）已有诸多论述，然而时至今日依旧存在不少分歧。就拉美学界而言，有关民众主义的争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于译名的分歧。国内现有关于“Populism”的译名并不统一，《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译本提供了“民粹主义”“民众主义”和“平民党主义”三种译法。而在实际运用中，尽管拉美研究界长期使用“民众主义”的译法，但其他领域的学者往往采纳“民粹主义”的译名，在拉美研究界也引起了争议。第二，关于内涵的分歧。现有关于拉美民众主义的界定囊括了民众运动、分配政策、从政方式等不同维度，对拉美民众主义的特点也众说纷纭。由于对民众主义内涵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具有民众主义色彩的政治人物在另一些学者眼中却不是。第三，关于如何评价民众主义存在分歧。现有关于拉美民众主义的评价大多基于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评估民众主义与社会发展、福利分配之间的关系；二是从制度主义的角度评估民众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均存在正反两面的评判。这些争议的存在也就使拉美民众主义成为学界经常探讨却又始终无法形成共识的概念。
在拉美民众主义现象中，阿根廷是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一般认为，阿根廷民众主义经历了庇隆时期、梅内姆时期、基什内尔夫妇执政时期，也有不少学者将20世纪初激进党的伊里戈延执政时期看作早期民众主义的代表。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在历次拉美民众主义浪潮中均能看到阿根廷的身影。有学者甚至认为，民众主义主导了现代阿根廷的政治历史。尽管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阿根廷民众主义的论著，但学者们对于阿根廷民众主义的认知却有较大差异。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阿根廷民众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关于拉美民众主义的解读通常建立在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一是学者们对民众主义的界定一般基于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即认为国家精英支配社会，以至于对民众主义的解读经常限定为下层民众被克里斯玛型领袖蛊惑及操纵；二是对民众主义产生原因的解读往往趋向于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主要聚焦在政治制度层面，认为民众主义通常是在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中实行的政治策略，强调国家在民众主义产生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而忽视了社会因素在其中的影响。实际上，就拉美民众主义而言，一方面，民众并非仅仅是被操控的、非理性的对象，拉美民众主义的代理人认为民众主义是大众在面对经济变迁等大环境下的一种集体行动；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威权国家都能发现民众主义的身影，美国学者罗伯特·迪克斯就此提出了民众主义的两种模式：民主的民众主义和威权的民众主义。因此，基于国家中心视角对拉美民众主义的解读是存在缺陷的。
事实上，尽管斯泰潘（AlfredC.Stepan）认为分析政治与经济转型的社会中心主义视角在拉丁美洲的地位从来都不像其在北美地区那么稳固，但拉美同样存在社会的自主性及其与国家的互动。美国学者肯尼斯·罗伯茨根据政党组织化程度和市民社会组织化程度的互动组合区分了四种不同形式的民众主义：以卡德纳斯治下的墨西哥为代表的有机民众主义；以秘鲁阿普拉党为代表的党派民众主义；以阿根廷庇隆为代表的劳工民众主义；以厄瓜多尔前总统贝拉斯科和秘鲁前总统藤森为代表的选举民众主义。本文将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对阿根廷民众主义进行分析，并试图对民众主义的研究争议提供一种观点。
一阿根廷民众主义的时间特性
肯尼斯·罗伯茨曾经归纳过拉美民众主义的五个特点：第一，个人化、家长式的、并非一定需要克里斯玛型的领导；第二，异质性的多阶级联盟；第三，绕过体制、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过程；第四，无定形或折中的意识形态，经常是反精英和（或）反建制的；第五，运用再分配或庇护主义方式推行经济计划。他的这一定义基本涵盖了拉美民众主义的主要特征，但学者们对拉美民众主义的看法依旧不尽相同。事实上，除了对拉美民众主义特征的总结之外，理解拉美民众主义也需要回归到特定的背景和情境中，根据其实际效用来寻求对民众主义的界定。作为拉美民众主义最活跃的国家，阿根廷的民众主义自20世纪以来反复出现在政治舞台，影响着该国政治进程。尽管从伊里戈延到基什内尔夫妇，各时期民众主义都有自身的一些表现，但归纳这些民众主义，其大致的背景是一致的，即阿根廷民众主义的出现具有明显的时间性特征，往往与经济衰退、经济危机相连。在危机之中，民众主义领袖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
早期民众主义领袖伊里戈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选阿根廷总统。在伊里戈延上台前，国家自治党曾长期执掌政权。国家自治党统治时期，阿根廷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按要素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年之前的整整40年中平均每年增长6.3%，阿根廷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农产品生产和出口为主要经济支柱的阿根廷经济受到了很大冲击。以小麦出口为例，年阿根廷的小麦出口超过万吨，而在一战爆发后的年，小麦出口迅速下降到约98万吨；在整个一战期间，阿根廷出口额都受到很大影响，经济增长率远低于一战之前。由于经济陷入困境，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失业率大约达到16%~20%，战时许多工人阶级家庭的实际工资下降了一半，国家陷入抗议与工人运动之中。在国家的政治权威逐渐受到侵蚀的状况下，通过动员及发展广大中产阶级构建起政治基础的激进党在全国各地显著发展。在年大选中，激进党候选人伊里戈延抨击当时的政权“妄自尊大”、对平民漠不关心。伊里戈延的当选结束了保守派长达42年的统治，也标志着民众主义领袖开始走到政治前台。
伊里戈延上台后，阿根廷经济逐渐走出萧条，整个20世纪20年代，激进党统治下的阿根廷都处于经济增长中，直至年经济大萧条的发生。—年期间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下滑了14%，粮食产量下降了20%，制造业产出下降了17%。在危机中，阿根廷国内出现政治动荡。年，以乌里武鲁（JoséFélixUriburu）将军为首的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于年第二次执政的伊里戈延政府。在军人组织的保守派政权下，阿根廷经济开始恢复增长。除—年因农业歉收而一度出现衰退外，20世纪30年代阿根廷经济恢复良好，年均增长率达到3.4%，其中粮食出口主导了阿根廷经济的复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一次将阿根廷经济带入衰退中。战前阿根廷的出口有40%销往西欧，战争爆发后阿根廷的出口量在年收缩了20%。粮食出口在战争中受影响最大，年粮食出口仅万吨，约为年的1/3，农产品价格平均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2/3，进出口均下降到经济萧条时期的最低点之下。在这种局面下，保守派政权出台了经济重振计划，然而依旧无法解决阿根廷面临的困境。年，军队又一次发动政变，并建立了军人政权，阿根廷逐渐转向以庇隆为首的经典民众主义。
在军人政权中，庇隆被任命为劳工部长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工的政策，受到工人阶级的拥护。此后他被任命为副总统，成为军政府中的重要人物。由于庇隆推行的政策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他于年当选总统。在庇隆执政的最初几年，阿根廷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年间经济年增长率接近6%，工业产量上升了25%，同期就业水平提高了13%。但从年起，阿根廷经济重新陷入困境。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通货膨胀率快速上升，工人对政府的不满也在增加。尽管政府实行了调整和紧缩政策后经济有所好转，但一些根本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例如工农业产值停滞不前，外贸在年年底还存在赤字。工人们开始发动新一轮罢工，抗议政府的工资冻结政策，庇隆政府遭遇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军队再一次走上政治前台，于年发动军事政变并组建了新政府。
虽然军队干预了国家的危机，但阿根廷的政局却没能实现稳定。由于军队监护下的文职政府无法很好地应对庇隆主义者及其支持的民众，政局仍然处于动荡之中，经济大幅波动，经济下滑和政权转换同步发生。年阿根廷又发生军事政变，翁加尼亚（JuanCarlosOnganía）将军接管总统职位并宣布进入“阿根廷革命”。在军人执政的前期阿根廷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但从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再次下滑，而通货膨胀率却在不断上升，工人实际工资不断下降。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庇隆在年的总统选举中重新执掌政权，其妻伊莎贝尔（IsabelMartínezdePerón）当选为副总统。
然而庇隆并没有解决经济上的困境，也没能重塑稳定的政治秩序，他在重新担任总统不到一年间便辞世。他的妻子伊莎贝尔于年继任总统职位，但由于没有丰富的执政经验，面对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环境，阿根廷陷入更严重的动荡中，军队于年再次发动军事政变。然而，军政府的上台也没有使阿根廷的经济形势出现明显好转。—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下降0.2%，制造业产出比年低了20%，贸易活动减少16.4%，而实际工资收入下降了30%~50%。马岛战争失败后军政府于年下台。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阿根廷过渡到民主化时代，激进党人阿方辛成为民主转型后第一任总统。但阿方辛政府对于棘手的经济状况并无治理良方，—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仅为0.3%，而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依然高企，国家外债负担不断攀升。年通货膨胀率达到%，阿方辛政府面临巨大压力。在当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中，以抨击传统政治势力、关心穷人和弱势群体为竞选风格的庇隆派候选人梅内姆当选总统，阿根廷重新回归民众主义时代。
与传统民众主义不同，梅内姆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大量国有企业被售卖，工人的失业率和贫困率也随之大幅攀升。他的改革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稳定经济的效果，通货膨胀率在年后逐年下降，到年和年仅为1%。但从年起，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阿根廷经济再次陷入衰退。事实上，梅内姆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债，20世纪90年代以来阿根廷的外债大幅上升，到年外债达到了近亿美元，是年的2倍。在经济萧条和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日益不满的情况下，尽管梅内姆试图通过修宪获得连任，但并没有获得成功。年，激进党候选人德拉鲁阿当选总统，结束了梅内姆长达10年的统治。
德拉鲁阿上台后推行的经济政策并没有缓解阿根廷的经济困境，相反却进一步恶化了该国的经济形势。—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总计下降了20%，失业率上升到25%，贫困人口超过50%。年阿根廷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陷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衰退。危机之下德拉鲁阿总统宣布辞职，政局随即严重动荡，短短两周内出现了四位临时总统，直至第四位临时总统杜阿尔德上台后才暂告稳定。在年举行的阿根廷总统大选中，庇隆派候选人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当选，这标志着阿根廷进入新一轮民众主义阶段。
面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给民众带来的负面影响，基什内尔夫妇相继执政期间采取了使中下阶层受益的社会政策。基什内尔夫妇执政时经济保持连续增长：从年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当政至年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第一个任期结束，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7.7%，失业率从年的21.5%下降至年的7.9%，同时期贫困率从54.3%下降至9.9%。然而在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第二个任期中，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依赖农产品出口的阿根廷经济重新陷入困境。—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分别为0.8%、2.9%、-2.5%和2.6%，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年，右翼总统马克里上台，结束了阿根廷民众主义政权。
归纳阿根廷政治更迭与民众主义政权的兴替，经济危机无疑是民众主义政权出现的时间性特征。实际上，不仅民众主义的出现与经济困境相连，民众主义政权的倒台同样与危机相连，民众主义的发展与变化形成了这样一条路径：民众主义因经济危机而起，具有民众主义倾向的政治力量走上政治舞台；当经济危机再次发生时，民众主义随之退潮，政局出现新一轮的调整与变动，直至军事政变抑或新一波民众主义的出现。正如阿根廷学者所言，经济发展是阿根廷的“阿喀琉斯之踵”：当经济增长时，无论谁当总统都能长期执政；而当经济陷入衰退，无论是谁都难以完成任期。这为理解阿根廷民众主义提供了线索。
二阿根廷民众主义的政治逻辑
不少学者认为，民众主义出现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其面对的危机并不是特定发展阶段的危机，而是现存体制内在的危机。因此，民众主义绕过现行体制直接诉诸人民，正是为了克服现行体制的危机。这种观点指向的是民众主义在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任何制度均会遭遇制度危机，民众主义在此时就发挥了重塑制度权威的作用，因为民众是制度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福山曾经指出，必须在经济增长、社会动员和有关正义与合法性的思想中去理解政治制度的变化。一些学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强调民众主义在推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上的效用，例如庇隆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向进口替代型，而梅内姆时期又从原先的福利国家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回顾阿根廷民众主义的历史，民众主义政权只是强化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而并没有以推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作为主要目标。在庇隆当政前，由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阿根廷民众产生了支持工业化、优先发展国内工业的诉求。20世纪30年代通过政变上台的军队力量也认同这种诉求，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进出口的萎缩，发展国内制造业成为解决危机的有效手段。—年间，工厂的数量上升了55%，工人数量增加了%；年工业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首次超过了农业和畜牧业的总和。工业在庇隆上台前就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为庇隆的民众主义政权提供了执政基础。
同样对于梅内姆而言，新自由主义政策并非形成于他的任期内，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军人政权时期就开始推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尽管阿方辛政府在上台之初为了保持与军政府的距离而选择了不同于原有经济政策的方略，但面对经济治理的失效，年阿方辛政府的经济改革计划被认为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回归，改革措施包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有企业私有化、开放经济等。实际上在年下半年后，阿根廷国内存在的争论并非是否需要推行自由化改革，而是改革应该承担多大的社会成本。可见，梅内姆的经济政策也不是一种转向，而只是对之前共识的强化，不少学者为此将他定位为符合时代潮流的、实用的庇隆主义者。
相对于经济转型而言，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民众主义在危机中更为突出的作用在于重建政权的支持网络，这也是政权维系统治的根本。在经济增长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往往被暂时掩盖，包括因经济增长而产生的新问题也容易被忽视；但在经济危机中，传统矛盾和新社会问题经常一并凸显。由于政府的政策具有滞后性，政府在危机中通常很难及时应对新的变化，这就使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削弱，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下降，社会动荡和不稳定随之增多。面对社会的强大压力，国家必须重塑权威、重建政权的支持网络，才能稳定政治秩序，这就为民众主义的上台创造了条件。
（一）伊里戈延与中产阶级支持网络
在伊里戈延执政前，国家自治党的政权支持基础主要为农牧业精英阶层，以阿根廷农村协会为代表。随着阿根廷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和人口也在发生转变。年阿根廷的总人口约为万，到年上升至万，新增人口中移民数量超过万。与此同时，城乡人口比例也出现了变化，城市居民占比由年的29%上升到年的53%。这些新增城市人口大多数集中在商业和建筑业，原先以农牧业寡头为主的政治统治方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城市民间自治组织在此时便开始涌现，这些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会组织，在20世纪初，工会组织发展非常迅速。这些工会大多持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以工会为基础组织各项活动，拒绝参与政治选举，反对政府的干预。另一类是民间自治机构，包括移民互助会等。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例，在年前后有个不同类型的互助会，会员数量超过25万。这些民间组织的涌现对长期执政的国家自治党形成了挑战，例如工会组织了大量罢工，在—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会罢工达到次，其中5次为总罢工。。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这些新社会群体对国家的不满变得更为强烈，这为伊里戈延的上台提供了契机。
作为民众主义领袖，伊里戈延的主要支持者为中产阶级，他重组了激进党后并广泛动员中下层民众。有学者统计，年后激进党的群众基础主要来自中产阶级，也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并在较小程度上得到上层阶级的支持。伊里戈延上台后推出了一系列保障公民权益的法案，包括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推行工人养老金和休假制度等，并积极支持大学教育改革。这些举措为伊里戈延赢得了较高的支持率，激进党的政权支持网络也得以巩固。年，激进党赢得众议院选举，而此前议会一直由保守派所掌控。年大选中，由于当时阿根廷宪法不允许总统连选连任，伊里戈延指定的候选人德阿尔韦亚尔当选为总统，伊里戈延本人又在年再次当选，直至年被政变推翻。伊里戈延以民众主义的方式塑造了新的政权支持网络。
（二）庇隆与工会支持网络
在伊里戈延下台后，阿根廷又重新回到以农牧场主和出口商人为主导的寡头统治时代，但阿根廷的工业化进程却并未因此停滞。在此时期，阿根廷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上升，工厂和工人的数量也得到较大增长，特别是产业工人的人数，从年的38万增至年的万以上。但是，—年工人的实际工资却下降了10%，这一工资状况一直维持到年。工人人数的上升与工资收入的下降使工会的力量得以增强。年，阿根廷最大的工会组织全国劳工总会成立，起初会员人数约为20万人，到年会员人数超过了33万人。全国工会会员人数约占就业人口的9%，在当时的拉美国家中居首位。尽管由于工会内部的分裂以及政府的镇压，工会在当时的影响力有限，但从工会的活动范围来看，工会力量已经遍布阿根廷全境，在圣菲、图库曼等一些省份，工会活动较为活跃。然而雇主和政府并没有真正对这一力量给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