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施越，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中亚近代历史。
文章来源：《中亚研究》，年第2期（总第5期），第1-20页。
一、引言
年，美国驻沙俄外交官斯凯勒（EugeneSchuyler）受邀游历新征服的沙俄中亚地区。在经过奥利耶-阿塔（Aulie-Ata）[1]向东行的路上，斯凯勒不禁感叹这段道路在欧亚大陆交通史上的丰富意涵：
“这整个地区对于地理学家而言是极富价值的。这里是明布拉克（Minbulak），抑或玄奘提到的‘千泉’地区的起点；这里曾是长老约翰（PresterJohn）的领域，他是中世纪历史文献赞颂的半神话基督教君王；这里曾是喀喇契丹人（Karakidans）的国家，北方不远处是他们的首都巴拉沙衮（BalaSagun）；这里曾是东西方之间的伟大商路，从蔡马库斯（Zemarchus）到玄奘，从鲁布鲁克到长春真人，都曾经过此地。”[2]
斯凯勒所赞叹的这一地区，在十九世纪的俄文文献中被称为七河地区（Семиречье），转译自哈萨克语之“七条河流(Жет?су)”。该地区得名于外伊犁阿拉套以北注入巴尔喀什湖的一系列河流，如阿亚古斯河、列普萨河、卡拉塔尔河、伊犁河等，泛指北起阿亚古斯河，南至外伊犁阿拉套北麓的广袤地域，涵盖今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州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北部地域。七河地区东西贯通天山北路和锡尔河流域，南北连接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流域和费尔干纳谷地。此地在古代的确是斯凯勒所称“东西方之间”的交通要道。秦汉时期，该地曾为塞人、月氏、乌孙等族所据。隋时西突厥可汗在七河地区避暑，统叶护接见玄奘的碎叶城“衙所”即位于七河地区南部。[3]唐初王方翼筑碎叶城，其地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附近，为安西四镇之极西。[4]年高仙芝西征大军为阿拔斯王朝军队所败于怛罗斯后，该地逐渐为东方和北方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所占据，至晚唐年间喀喇汗朝立都八剌沙衮于此。金代辽朝贵族西迁至此建立西辽政权，设帐虎思斡鲁朵。元时七河地区被封予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后为察合台汗国诸王之领地。十五世纪中期哈萨克部落据有七河地区，但在十七世纪后期遭兴起的准噶尔人驱逐。清乾隆年间，经平准平回战役并建立伊犁将军府后，确立对哈萨克左右两部的羁縻统治。俄东方学家巴托尔德作于年的《七河史》，称此时期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人“被看作是大清国的子民”。[5]
对于19世纪沙俄军队而言，七河地区则是从哈萨克草原东部向南入侵深入中亚腹地的必经之路：年沙俄的西西伯利亚总督区在清朝边境的阿亚古斯河畔建立谢尔基奥波尔（Сергиополь）要塞，年又在准噶尔阿拉套西麓建立列普辛斯克（Лепсинск）和科帕尔（Копал）两处据点。趁清朝陷入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困境之机，沙俄远征分队进一步南侵至外伊犁阿拉套北麓，于年建立维尔内要塞[6]，至此“完成西西伯利亚要塞线”。[7]以该要塞线为后盾，年代初，沙俄军队进一步侵入外伊犁阿拉套北麓的浩罕国领地，最终于年6月攻占塔什干。[8]在七河地区和塔什干周边新征服领土的基础上，沙俄当局于年建立突厥斯坦总督区（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е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ство）[9]，此后沙俄在中亚锡尔河流域以南的军事行动陆续展开。可能是为了向西方国家展示新征服地区的安定祥和，宣传沙俄在中亚地区军政秩序所担负的“文明使命”，年当局为美国外交官斯凯勒提供了中亚旅行的许可。
突厥斯坦总督区建立的标志性事件是年7月11日（俄历）沙皇下达的“关于建立突厥斯坦总督区”的命令和同日颁布的《七河省和锡尔河省管理条例》。[10]总督府定于塔什干。该总督区下辖与以塔什干为首府的锡尔河省和以维尔内为首府的七河省（Семиреченскаяобласть,-）[11]。七河地区在年组建为省之前分属三州，由西西伯利亚总督区管辖。新组建的七河省的辖境相比以巴尔喀什湖诸支流的七河地区更大，包含外伊犁阿拉套山以南伊塞克湖和纳林河流域。建省之初该地下分五县：处于最北的谢尔基奥波尔县（后改名列普辛斯克县），最南的伊塞克湖县（后改名普尔热瓦尔斯克县），位于西部的托克马克县（后改名比什佩克县），以及中部的科帕尔和维尔内县。作为新建立的七河省省会，维尔内要塞于同年获得城市地位，更名为维尔内城。
年代，沙俄在中亚地区的侵略和征服极大改变了年建立总督区时的辖境范围。在屡次击败布哈拉汗国（-）、侵占伊犁（-）、远征希瓦（）、摧毁浩罕汗国（）之后，整个泽拉夫尚河流域、阿姆河下游和费尔干纳盆地均被纳入突厥斯坦总督区版图以内。根据新的形势，具有临时性质的年《七河省和锡尔河省管理条例》亟待修改。因此，年5月18日，沙皇颁布谕令，废除西西伯利亚总督区，其下属的阿克莫林斯克省和谢米巴拉金斯克省加上由突厥斯坦总督区分出的七河省共同组成草原总督区（Степное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ство）。而在年12月26日沙皇谕令则再次变更突厥斯坦总督区的行政区划，将原属于草原总督区的七河省和征服后直属于陆军部的外里海省（Закаспийскаяобласть）并入突厥斯坦总督区。年6月11日的部长会议决议重复了该谕令，确认年7月1日起七河省归突厥斯坦总督区管辖。[12]综上所述，七河地区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沙俄统治之下，实质经历了四次隶属变更：年建省之前作为驻军前哨，隶属于西西伯利亚总督区；年建立七河省后隶属于突厥斯坦总督区；年草原总督区组建，七河省改隶属于草原总督区；年又从草原总督区中分出，重新并入突厥斯坦总督区。
在俄文研究文献中，年和年两次行政建置的变更，为沙俄时期中亚政治史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沙俄当局在中亚地区历史上首次引入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区划边界，为后世苏联在中亚划分加盟共和国边界奠定基础。而苏联初期在中亚地区所实行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划界，则是今日中亚地区国家之间疆界的历史根源。值得注意的是，七河地区年、年和年三次行政隶属改革中，经历了在上述西西伯利亚总督区-草原总督区和突厥斯坦总督区之间的两轮摇摆，是沙俄时期中亚诸多省级行政单位中唯一经历如此频繁变更的区域。
从地理区位角度来看，七河省处于哈萨克草原东部和锡尔河流域农耕区之间，其自然条件农牧皆宜。虽然征服之初，本地居民绝大多数为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游牧民，定居居民主要为从西西伯利亚军区迁徙而来的哥萨克。但准噶尔阿拉套和外伊犁阿拉套的山麓冲积扇地区适宜农耕居民定居，故该地对于沙俄政府而言具有巨大的殖民潜力。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年清朝完成交收伊犁谷地之后，七河省成为沙俄在中亚毗邻清朝的边防前线。无论是护卫草原东路南下的交通线，还是对清朝的西部边疆施加军事压力，该省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因如此，七河省的行政隶属变更可以成为考察沙俄统治中亚政策的一把钥匙。
关于七河省年和年两次行政隶属变更的原因，学者们至今鲜有详细讨论。国内学者中，孟楠教授的《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提到七河省行政隶属变更的现象，且对俄文文献中第二次变更具体时间记载上出现的矛盾提出质疑，但并未对该现象进行专题考察。[13]丁笃本先生撰写的《中亚通史（现代卷）》的开篇提到沙俄时期对中亚地区的行省划分，但并未对行政制度和背后的政策考量做进一步讨论。[14]苏联时期和独立后中亚国家学界文献方面，年版苏联时期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史对此一笔带过。[15]对沙俄时期中亚土地和移民政策的研究性著作，如加鲁佐（）和苏雷曼诺夫（）的研究，仅描述了年代到年代初突厥斯坦和草原总督区行政改革的一些基本情况，并未深入讨论上述行政区划变更的原因。[16]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些学者的研究简要讨论了该问题，提出了一些假说，但往往缺乏文献材料支撑。上述研究成果对该问题的忽略，主要与不同时期历史研究侧重点有关。在阶级史观的指导下，苏联时期涉及七河省的历史研究重点，在于刻画沙俄当局在中亚执行的反动的土地和殖民政策、由此产生的阶级矛盾和十月革命在七河省的胜利。而独立之后哈萨克斯坦学者的相关历史研究，则侧重于描述哈萨克民族对于沙俄政权的反抗。因此，中亚大起义和民族知识分子的兴起成为沙俄晚期研究的重点。上述两类文献中，沙俄在中亚地区统治制度的设计和实际运作并非重要议题，更遑论从制度角度探讨沙俄在中亚统治政策。[17]但从史料角度来看，沙俄当局的军政档案、重要官员的回忆录、科考队伍的研究报告、各省出版的年鉴和移民指南等，构成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前期中亚历史研究文献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笔者对于十九世纪后半期七河省两次行政隶属变更原因的探讨，可以作为利用此类文献研究沙俄统治中亚政策的尝试。
二、年行政隶属变更：从突厥斯坦到草原总督区
如前文所述，年行政隶属改革的内容是：成立草原总督区，七河省转隶该总督区；在草原总督区下辖三省基础上加入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省辖区成立鄂木斯克军区，其军区司令由草原总督兼任。[18]草原总督区首府定于原西西伯利亚总督区首府鄂木斯克，总督区下辖三省：阿克莫林斯克省、塞米巴拉金斯克省和七河省。关于这一行政区划改革，官方解释是通过设立草原总督可将清俄边界事务的决策集中于一人手中。[19]对该事件最为知名的评论出自三卷本《征服中亚史》的作者捷连季耶夫。他对这一事件背后的人事政治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年首任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К.П.фон-Кауфман，-年任职）中风无法履职之后，新任突厥斯坦总督的人选就成为塔什干和首都圣彼得堡的议论焦点。参与征服中亚的几位重要将领中，塔什干的征服者切尔尼亚耶夫（М.Г.Черняев）、希瓦和土库曼地区的征服者斯科别列夫（М.Д.Скобелев）、突厥斯坦代理总督兼七河省督军科尔帕科夫斯基（Г.А.Колпаковский）和费尔干纳省督军阿布拉莫夫（А.К.Абрамов）为主要人选。同年（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登基。而亚历山大三世在皇储时代就欣赏思想立场保守的切尔尼亚耶夫。恰好年斯科别列夫健康状况不佳，沙皇便任命切尔尼亚耶夫接任突厥斯坦总督。但切尔尼亚耶夫在塔什干的军事行动之后，因长期从事泛斯拉夫主义宣传和军事组织活动，游离于沙俄军队体制之外，并无稳定官职。直接提拔切尔尼亚耶夫为突厥斯坦总督有违常例。此时他的竞争者科尔帕科夫斯基和阿布拉莫夫均为中将军衔，且职位级别高于切尔尼亚耶夫。沙皇为了安抚此二人，便任命阿布拉莫夫为驻扎波兰东部的第四步兵师师长，不久被选入年代制定新突厥斯坦总督区管理条例的委员会。至于科尔帕科夫斯基，捷连季耶夫认为草原总督区正是为安抚他而设立，使他由突厥斯坦的代理总督顺利晋升到与中将军衔相匹配的总督一级。草原总督区的建立和七河省的并入是“为了不亏待他”，而“把有关中国西部边界对全部对华政治策略集中于一人之手”只是正式场合的借口。[20]
笔者认为，捷连季耶夫的相关解释的缺陷在于忽略了七河省的并入和新总督区设立两个细节的意义。如仅考虑人事升迁因素，将科尔帕科夫斯基任命为西西伯利亚总督区总督同样可以达到晋升的目的。但这个假说的意义在于指出了科尔帕科夫斯基个人因素对于此次行政区划变更的意义。在这部三卷本巨著中，捷连季耶夫对于科尔帕科夫斯基的评价颇高。而科尔帕科夫斯基本人的履历与七河省建立之后二十多年的历史密不可分。
不同于大多数突厥斯坦的高级军政官员，科尔帕科夫斯基（-）16岁入伍，期间并未在任何士官学校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凭借年代以后历次战役中的表现，科尔帕科夫斯基累迁至沙俄步兵军官最高军衔——步兵上将。在调动到西伯利亚之前，他曾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服役，并参与年俄军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军事行动。[21]年调动到西西伯利亚军区后，他直接参与到对七河地区大玉兹哈萨克人的征服行动中。年夏，当时为中校的科尔帕科夫斯基据称率领约人的野战部队在今阿拉木图以西的乌宗-阿加齐附近击退为数约两万人的浩罕军队，史称乌宗-阿加齐之战（Узун-Агачскоесражение）。[22]该事件成为沙俄征服中亚历史的传奇性事件，在诸多地方志和回忆录中被反复提及，为沙俄在该地区武力威望的象征。[23]年代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使他晋升为少将，并出任第一任七河省督军。年，趁伊犁陷入清末新疆农民起义的混乱之时，科尔帕科夫斯基指挥侵占伊犁盆地的战役，并组织-沙俄非法占领伊犁期间的行政管理事务。此役之后他被擢升为中将，成为突厥斯坦总督区内声望仅次于首任总督考夫曼的军政官员。如上所述，年3月，考夫曼中风无法履职之后，科尔帕科夫斯基赴塔什干代理突厥斯坦总督。[24]科尔帕科夫斯基在年调任西西伯利亚军区之后，几乎参与或主持了与七河省相关的所有军政活动。而其晋升所依赖的军政功勋，与七河省年代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密不可分，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伊犁农民起义导致的难民迁徙、俄军入侵和占领伊犁盆地、清军收复新疆和交收伊犁等事件。
尽管捷连季耶夫认为“把有关中国西部边界对全部对华政治策略集中于一人之手”仅仅是人事安排的借口，但当代学者的研究则认为整合对清朝的中亚边界事务与此次行政改革密不可分，并非单纯搪塞地方官员的理由。俄国学者图麦金娜（В.В.Тумаи?кина）在她对第一任草原总督科尔帕科夫斯基的研究中指出，草原总督区的建立，首先是作为沙俄政府建立对哈萨克草原游牧区统一行政管理制度的铺垫工作；其次，是为了统一沙俄在中亚与清朝接壤的边疆地区，便于处理领土交收、移民接纳和边境游牧民管理等事宜。[25]下文首先从移民安置、边防事务和财税安排的角度来探讨年代初七河省纳入草原总督区的必要性。
自年清朝伊犁爆发农民起义之后，数以千计的各族群众从伊犁和塔城逃入七河省境内。出于增加七河省定居农业人口的考虑，时任七河省督军的科尔帕科夫斯基坚持要求给清属难民提供物质保障，但由清廷承担部分成本。[26]与伊犁将军荣全协调清廷对难民的抚恤工作，也是由他一手操办。[27]此外，通过传教、授予哥萨克户籍和特权等办法，七河省政府试图笼络难民，让他们成为沙俄政府开发七河省农业的力量。[28]年底，清军收复南疆诸城后，清廷开始与沙俄交涉收复伊犁。年圣彼得堡条约签订后，由七河省公署管辖的沙俄驻伊犁军政人员开始鼓动伊犁本地居民迁往七河省，充实己方农耕人口。据俄方统计，-年间迁入七河境内的维吾尔族、回族共计五万余人，另有二万余哈萨克游牧民。而据年七河省政府年度报告统计，年全省定居人口仅人。[29]其中，除新移民和现役军人以外，七河省的定居人口仅在七万左右，而当时在三年不到的时间内，需要安置的伊犁农耕移民就达到五万余人。由此可见，年代初期七河省面临的移民安置和边界管控事务相当繁重。科尔帕科夫斯基自俄军侵占伊犁之始便主管该地区事务，年行政改革之后，由科氏执掌的草原总督区管辖七河省，对于沙俄当局而言可以保持移民和界务方面政策的延续性。
边防方面，清朝在新疆的驻军格局和沙俄在亚洲地区的交通形势，是这一行政改革的重要因素。首先，年清廷收复新疆之后，如依照年以前清政府在新疆的驻军格局，伊塔地区自然会成为全疆驻军的重心。而伊犁距离年圣彼得堡条约划定的清俄边界仅数百公里，塔城的地理位置则紧邻七河省北部清俄边界。新疆建省之后，省会设于乌鲁木齐，伊塔两处的驻军规模相比年之前有所减少，但仍驻有全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30]七河省的沙俄驻军布置也有相应布置：除省会维尔内驻扎重兵以外，距离今霍尔果斯口岸不到40公里的扎尔肯特（Джаркент）常驻一个防线营（линейныйбатальон）、一个哥萨克旅（Казачьябригада）、一个炮兵连和一个地方卫戍连（местнаякоманда），驻军总数在人左右。[31]外伊犁阿拉套以北的清俄边界，双方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伊犁河谷地。故七河省成为与北疆清军对峙的前沿，战略地位紧要。而之前作为西西伯利亚总督区首府的鄂木斯克，到年代则成为远离屯兵边界的后方。
其次，年代到年代初，因沙俄境内铁路尚未通达中亚地区，从俄欧地区通往中亚的交通线与年代沙俄征服中亚时并无差别。此前，通向塔什干存在哈萨克草原东西两路：西路从奥伦堡南下穿过荒漠地带抵达锡尔河下游，再溯锡尔河而上直达塔什干。东路需先抵达西西伯利亚的水陆交通枢纽鄂木斯克，后溯额尔齐斯河抵达谢米巴拉金斯克，再南下穿过七河地区一直到达塔什干。西路的起点奥伦堡距离俄欧核心区较近，且路程较短[32]，但因途经荒漠地带，补给困难。东路远离俄欧核心区域，路程较长；但沿途多山川，补给便利。且年代以后，西西伯利亚总督区积极组织草原东路各据点的强制移民，逐渐构筑起一条从谢米巴拉金斯克到维尔内的交通线。根据谢苗诺夫（П.П.Семёнов）描述，该交通线全长多公里，由驿路相连，每隔20至25俄里建一座驿站，每站都备有足够数量的哥萨克和马匹。[33]此外，如比较鄂木斯克和塔什干两个军政中心，年代末以后鄂木斯克成为后方，而塔什干的驻军则同时担负弹压本地土著居民和对抗英印政府渗透的双重任务。因此如需以鄂木斯克为行政中心统筹对清边防事务，七河省自然需要被纳入到辖区之中。从年成立七河省，到侵占伊犁，再到管理移民事务、组织边防事务，省督军科尔帕科夫斯基发挥了核心作用。沙俄中央政府选择他作为草原总督区首任总督人选，也从侧面印证七河省改隶草原总督区与清朝边疆事务管理直接相关。
年行政区划改革之后，对清朝新疆的事务的确很大程度上集中了到草原总督手中。这一点可以从档案文献中找到线索：草原总督区办公厅于年8月11日收到一件来自沙俄驻喀什领事馆的公文，其主要内容是向草原总督申请调派一名有经验的医务人员和一名牧师赴领事馆工作。此外，公文中提到，俄驻喀什领事馆由50名七河哥萨克护卫。[34]从地理位置和交通线路来看，突厥斯坦总督区在派遣人员支援驻喀什领事馆显然更加便利。但文件表明，即便是距离遥远的驻喀什领事馆，其后勤和护卫事宜也是由草原总督区管辖。可见“把有关中国西部边界对全部对华政治策略集中于一人之手”并非空言。
除边务管理以外，笔者认为七河省变更行政隶属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减轻沙俄上层社会对于突厥斯坦边区巨额财政赤字的舆论压力。在年代后期美国长绒棉大规模引种之前，远在首都圣彼得堡公里以外的突厥斯坦总督区并没有足以将本地与俄欧地区工业体系紧密联系起来的物产。而年代到年代俄军在中亚各地频繁的军事征服，又使得总督区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据统计，年到年，突厥斯坦总督区的国家财政赤字总额约1.32亿卢布，平均每年赤字约万卢布。[35]账面上的高额赤字使得中央机构的官员和首都的贵族对突厥斯坦形成了负面的印象，其后果则是突厥斯坦总督区方面新增开支的申请遭到中央机构的敌视：首任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在年和年两次向中央递交扩大行政编制的管理条例草案，最终均被陆军部长驳回。[36]而中央机构组织的修订突厥斯坦总督区管理条例的委员会，则反复强调削减边区国家财政开支的必要性。[37]七河省改隶草原总督区后，其国家财税归入草原总督区账目。而突厥斯坦总督区的国家财政赤字在年后的确显著减少：从年的.66卢布，下降到年的.53卢布，再到年.22卢布，之后近十年其规模基本维持在三百万至四百万卢布。[38]从财税角度推测，剥离地理属性上与突厥斯坦其余地区差别相对较大的七河省以改善账面国家财政赤字情况，可能也是上层官僚变更七河省行政隶属的考虑因素之一。
三、年行政隶属变更：重归突厥斯坦总督区
关于年行政区划变更，如本文开篇所述，存在两份相关的法令。年12月26日沙皇谕令提出将原属于草原总督区的七河省和征服后直属于陆军部的外里海省并入突厥斯坦总督区。合并之后，突厥斯坦核心三省[39]沿用年《突厥斯坦边区管理条例》，七河省的行政体制继续沿用年《草原诸省管理条例》，而外里海省则继续沿用《外里海省临时管理条例》。年6月11日的部长会议决议重复了该谕令，确认年7月1日起七河省归突厥斯坦总督区管辖。正因如此，苏联时期的官修史书和历史研究著作往往会挑选两者之一作为七河省重新归入突厥斯坦总督区的年份。[40]但诸多史书均未探究为何会在前后时间相隔一年时间出现两份法令。
除大部分对该问题一笔带过的史家以外，当代学者论及此次行政区划变更，一般援引费多罗夫（Г.П.Федоров）回忆录中的说法，强调高层人事任命对该变动的决定性影响。[41]费多罗夫在到年间在突厥斯坦总督区办公厅任职，其回忆录介绍了历任突厥斯坦总督和各省督军的轶事。关于年的行政变更，回忆录中首先从时任外里海省司令库罗帕特金（А.Н.Куропаткин，-年间任职）升迁的谣言开始谈起。年，突厥斯坦高层军官之间风传库罗帕特金在当时陆军部长万诺夫斯基（П.С.Ванновский）的提携下即将升任高加索总督（Главноначальствующийгражданскоючастью）。结果不久传来消息，高加索总督之位早已指定给此前担任国务会议成员的大贵族戈利岑（Г.С.Голицын）。万诺夫斯基为这一人事博弈上的失败恼怒不已，而且对库罗帕特金的升迁许诺也没有兑现。于是他授意沙俄总参谋部亚洲司撰写关于中亚边区管理的报告，提议将外里海省和七河省并入突厥斯坦总督区。而沙皇很快批准了这份报告，陆军部和国务会议也没有异议。此时，库罗帕特金奉命进京，而中央相关部门却没有为此项改革征求时任突厥斯坦总督的弗列夫斯基（А.Б.Вревский）的意见。因此，总督弗列夫斯基派遣回忆录作者费多罗夫前往首都打探改革细节。费多罗夫在圣彼得堡得知，陆军部此前为了迅速让改革草案通过沙皇批准，具体的措施细节尚未拟定。由此费多罗夫认定，此次改革是陆军部长万诺夫斯基为了顺利提拔库罗帕特金到总督职位的手段——外里海省在行政上并入突厥斯坦总督区之后，在中亚有长期服役和治理经验的库罗帕特金便可名正言顺地晋升一级，出任突厥斯坦总督。但出人意料的是，仅在数天之内，费多罗夫得知沙皇批准了万诺夫斯基辞职的决定，而任命库罗帕特金为新任陆军部长（-）。原先为库罗帕特金准备的行政区划改革虽然已经敲定，但除了区划以外，相关的编制、法律条例修订和人事任命等事宜均被搁置。身在首都的费多罗夫也因此遭到了总参谋部亚洲司官员的冷遇。[42]在他看来，年的行政区划改革是高层人事政治的产物，外里海省并入突厥斯坦总督区旨在为库罗帕特金铺设晋升台阶，而七河省的归并仅仅是为这一不光彩的行为打掩护。对于基层行政而言，中央官员的这一决策是极不负责任的。几个月之后（年5月17日），费尔干纳省的安集延发生变乱，突厥斯坦官员被迫赶赴塔什干。相关的后续行政改革也因此继续搁置。
关于费多罗夫的说法，笔者并未找到可以佐证其可靠性的史料文献。但相关法令的细节的确透露出此次行政区划改革的临时性质。哈萨克斯坦中央国立档案馆的七河省公署卷宗中收藏有一份年7月4日新任突厥斯坦总督杜霍夫斯科伊（С.М.Духовской）签发的总督令。文件转引上述年6月11日部长会议决议的九条改革意见。其中，第一条和第八条内容有所重复，均强调并入突厥斯坦的两省依照归并之前的管理条例进行统治。而第八条在第一条基础上补充道：“在新版突厥斯坦总督区诸省统一管理条例出台之前，突厥斯坦总督有权处理外里海省和七河省条例法律应用方面出现的问题。如总督在这方面遇到障碍，有权与陆军部长或与其它相关部门沟通。”[43]这意味着部长会议对三地之间管理条例上的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各行政机关的权限并没有下达明确的指令。而所谓制定“新版突厥斯坦总督区诸省统一管理条例”也并没有明确指定某一机构或官员筹备进行。此外，该决议的第四点，“陆军部长在外交部长和突厥斯坦总督的同意下，有权对外里海省司令下达边防方面的指令。”[44]鉴于外里海省在并入突厥斯坦总督区之前就直接隶属于陆军部，决议中的这一条无疑给陆军部长继续保持对外里海省内部事务的控制留下操作空间。而事实上，在库罗帕特金就任陆军部长期间（-），他屡次以边防为由对外里海省的地方事务进行干预，甚至连县长（уездныйначальник）和区警长（пристав）等职位的人事安排都要插手。[45]这一点显然与外里海省并入突厥斯坦总督区的决议精神相违背。由此可见，除行政区划的更改以外，规章制度方面的整合并未得到部长会议的重视。费多罗夫对此政策临时性和随意性的描述是可以得到确证的。
费多罗夫的解读揭示了此次变更的人事政治背景，但这并不能以此否认改革背后存在其他方面的因素。关于此次七河省归并的政治经济意义，我国学者张保国认为，年七河省并入突厥斯坦，“目的就是为了使它成为中亚的产粮区，解决全中亚的用粮问题。”[46]如作者所述，年代突厥斯坦棉花种植推广后，加上年中亚铁路和年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的开通，突厥斯坦核心三省成为专业化的植棉区，粮食作物种植在该地区被边缘化。而相比之下，七河省的自然条件适宜粮食作物种植，并入突厥斯坦总督区之后，这种农作专业化的趋势逐渐加强：“-年七河省粮食产量增长了2倍，而在锡尔河省粮食产量仅增长0.3倍，在费尔干纳省，粮食产量还大幅度下降了。”[47]
张保国先生的农作专业化假说一定程度上符合年代之后七河省的经济发展趋势，但俄高层官员讨论隶属改革时是否有这方面的考虑，尚需史料文献佐证。所幸笔者在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中找到一些档案材料可以印证上述假说。年4月，库罗帕特金升任陆军部长之后，即将卸任的突厥斯坦总督弗列夫斯基呈递-年突厥斯坦总督区报告，其中就提到七河省并入之后的首要建设计划。他提到，在中亚铁路修通塔什干和安集延之后，有必要筹划从安集延经过纳林要塞（укреплениеНарынское）往北连接维尔内、往南抵达喀什的货运马路。此外，需要沿着塔什干到安集延的铁路线修一条并行的货运马路，增加该交通线路的运输能力。这一方案的商业潜力是显而易见的：七河生产的粮食和畜产品可以供给费尔干纳的居民，而俄欧地区的工业品可以通过铁路通达安集延，再经陆路运输到七河省各地，甚至可以向南进入清朝南疆的市场，对抗英国产品在当地的影响力。弗列夫斯基提到，他在年就已经开始与草原总督协商该计划（当时七河省尚隶属于草原总督区），但双方并没有达成协议。七河省改隶突厥斯坦总督区之后，行政方面的障碍就消除了。但纳林地区人口太少，征发本地民力困难；而从异地雇佣民工，预算估计需要41万卢布。鉴于本地财力有限，希望中央相关部门拨款支持。[48]由此可见，中亚铁路的修筑和农作专业化趋势的出现，在年代已经让突厥斯坦总督区的官员认识到七河省粮食种植业对于支持突厥斯坦棉花种植的重要价值。以突厥斯坦植棉业为主导的地区经济整合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潜力，就足够成为中央相关部门推动七河省改隶突厥斯坦总督区的理由。
最后，从防务角度看，年行政隶属变更之后17年间中亚地区交通条件的变化，已经逐渐改变了七河省面临的防务形势。前文提及，统一对清边防事务曾是年合并七河省设立草原总督区的动因。而到年中亚铁路修通塔什干之后，俄欧地区通达七河边疆的交通枢纽逐渐从鄂木斯克转向塔什干。突厥斯坦总督萨姆索诺夫（А.В.Самсонов，-任职）在呈递中央的年突厥斯坦总督区报告中提到了七河省防务的问题。他认为，在塔什干修通铁路之后，维尔内距离塔什干的火车站俄里，而距离草原总督区首府鄂木斯克则有1俄里。年奥伦堡-塔什干铁路修通后，喀山军区的兵力可以直接通过铁路支援塔什干。而有塔什干的支持，“七河省可以独立展开对中国西部的军事行动”，无需调动鄂木斯克军区的兵力，以免占用西伯利亚铁路的运力，“因为喀山军区的预备役军队可以更快抵达（七河边境）”。[49]
上述农作专业化的趋势和边防形势的变化，与沙俄铁路网在中亚地区的延伸密不可分。这一进程始于年底俄军为征服土库曼部落而紧急修筑的外里海铁路。[50]土库曼地区的军事行动完成之后，在与英国竞争的压力之下，沙俄当局动员大批工人和军政人员，于年完成克孜勒阿尔瓦特至撒马尔罕的铁路建设。至年，当局增修撒马尔罕至塔什干和安集延的两条路线，“沙俄当时用这条铁路从高加索运往中亚一个带炮兵的步兵师，仅需要两周的时间”。[51]年，奥伦堡—塔什干铁路从两端同时开始施工。工程于年完成，年1月通车。此后，“从撒马尔罕运棉花到莫斯科，最慢的速度也只需要18-20个昼夜，运费仅为1.5卢布每普特”。[52]此外，上文提及萨姆索诺夫年突厥斯坦总督区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在七河省修筑铁路的计划，干线为塔什干-阿雷斯-维尔内，而最重要的支线则是从维尔内通往清朝边境的扎尔肯特。为此，报告中提议在突厥斯坦总督区开征每普特5卢布的棉花出口税，第一年预计可征收万卢布。[53]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七河省的铁路修筑计划便被搁置。尽管如此，交汇于塔什干的两条铁路对中亚的经济和边防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从防务角度来看，年前后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以塔什干为行政中心管理七河边境显得更为便利。七河省于年并入突厥斯坦总督区，也因此存在高层政治之外的实际意义。
四、结语
七河省在年代到年代末的两次行政隶属变更，背后均有边防、经济和人事的多重考量。在同时代军政官员的眼里，此类重要决策往往与高层官僚之间的政治博弈相关。捷连季耶夫论及草原总督区设立时，声称这只是沙皇为了安抚老功臣科尔帕科夫斯基的手段。费多罗夫则确信年行政区划改革只是为了给库罗帕特金铺设升官的垫脚石。但从更长时段的视角来看，本文研究的两次隶属改革均有其政治经济层面的合理性。边防方面，在尚未接入俄欧铁路网的中亚，相比处于对抗英印政府前线的塔什干，鄂木斯克作为后方的地区军政核心在支援七河边疆上更有优势。财政上，七河省的驻军规模约占突厥斯坦总督区的三分之一，年以来其军费开支计算在突厥斯坦总督区的财政开支内。年将七河省划归草原总督区至少可以在账面上减轻赤字压力。同样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沙俄境内铁路的延伸成为重要的历史变革因素——尤其是年奥伦堡-塔什干铁路通车之后，从鄂木斯克到七河地区南部的陆路交通对于边防和商贸的意义均大大减弱。七河地区，尤其是该省南部定居人口相对较多的地区，逐渐以塔什干和安集延为节点被吸纳入以俄欧核心区为中心的全国经济网络中。因此，即便没有上文所述人事政治方面的因素，七河省行政隶属也会随着边防和经济因素的变化而趋向于并入突厥斯坦总督区。
作为地理位置、区位条件和管理制度间于沙俄中亚两大区域的七河省，其和年两次隶属变更可以作为观察沙俄在中亚统治政策的窗口。与年代，沙俄军队在中亚尚处于军事扩张阶段。南部方向，塔什干的俄军在几十年间将军事控制范围延伸到阿姆河北岸和帕米尔高原，与英军针锋相对。东部方向，七河省在鄂木斯克的支持下，主要负责监控清朝西部地区局势，处理与清朝和阿古柏势力的关系。而年代以后，随着周边地区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中亚南部地区的经济开发成为沙俄在中亚地区政策的重点。以植棉业为中心的经济整合得到沙俄当局的认可。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的修筑，除了进一步刺激植棉业带来的区域整合以外，也为年之后俄欧地区向中亚的大规模移民提供条件。在这一次中央政府主导斯拉夫移民浪潮中，七河省南部水土条件较好维尔内周边地区和楚河谷地成为突厥斯坦总督区中接纳移民的重点区域。因此，尽管存在微观层面高层人士博弈的因素，从宏观层面上看，七河省的隶属变更反映了两个时代沙俄在中亚地区统治政策目标的变迁。（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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