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志愿者53人，筹措物质善款万元，义诊人，手术例。复明成功率％。

涉险入彝乡

北京时间年3月11日13时46分，日本东北部太平洋海域发生了近年一遇的大地震，震级里氏9.0级，震源深度约20公里。强震引发了大规模海啸，袭击海边城市的海浪最大高度超过20米，数万人死亡或失踪，福岛第一核电站先后发生爆炸和核泄露事故……

晚饭后，张兴儒忧心忡忡地看着电视，电视上正播放直升机拍摄的画面：巨大的海浪裹挟着集装箱、汽车以及整栋的房子咆哮而过，无情地肢解着它们。厚厚的泥沙逆流而上，像毯子一样将沿路的农田覆盖，退却时留下一片狼藉……。

与千里之外的人间惨象相比，这里的夜晚是平安的、静谧的。虽然寒冬走得并不远，但风已经不再那么犀利，而是变得温煦柔和，容易相处。

张兴儒硬生生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灾难造成的震憾中拉回来。明天就是“光明行”核心团队投票决定第五站目的地的日子，虽然是集体决定，但自己也必须有个基本态度。

第五站的两个选址，一个是四川越西，一个是云南鹤庆，都是国家级贫困县，都是少数民族地区，也都是白内障高发区，一时很难分出高下。

可是现在，日本发生了地震，一切就都不同了。心细如发的张兴儒查阅了有关资料，果然，云南鹤庆县正处在这条地震带上，这让张兴儒的砝码开始向越西倾斜。

云南鹤庆县的方案是章阳举荐的。

鹤庆是章阳丈夫的老家，隶属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海拔-0米，年均日照时间小时，人口27万，年农村地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余元，符合“光明行”救助标准。

春节，章阳跟丈夫蒲小平回到鹤庆老家，作为“光明行”先遣队开始筹划工作。

第一项工作是了解当地白内障的患情。鹤庆县地处高原，日照时间长，理论上白内障患病率应该较内地平原高。夫妻俩找了一些亲友同学做了初步调查。果然，几乎每家都有眼病患者。经济条件较好的，医院医院手术，经济条件差的山区农民，宁可捱着医院治疗。医院眼科医生只在医学专科学校读过几个月眼科进修班，诊断技术常有失误。医院使用的是技术落后的玻璃人工晶体，患者眼球伤口大、难愈合，常有感染及并发症，甚至术后失明的案例。

第二项工作是跟当地县政府、县卫生局、县医院等部门对接，争取他们的积极配合。地方上的配合对于“光明行”成功是至关重要的。首先，需要获得县政府的支持，他们调动民政、卫生等部门的资源去各山区村落宣传动员，把医院进行筛查，争取在3-4天的“光明行”义诊中，最大限度地利用“光明行”团队带来的珍贵医疗资源；其次，“光明行”医生需要获得县卫生局的许可，方可异地行医。第三，“光明行”手术的顺利实施，医院提供门诊、手术室、住院病床等基础设施，并开放X光机等大型检查设备；第四，由于老少边穷地区往往语言不通，医院的医护人员在门诊室和手术室提供必要的协助。

蒲小平很积极地通过亲友同学找关系，人大、医院的负责人。鹤庆县政协的一位干部很积极，她认真地准备了一份项目建议书，提交给县政府和县卫生局，还部署了专人跟踪。但是，当地政府的其他相关负责人对“光明行”并不热情，卫生局的人说，“每年都有光明行的医疗队来大理”；县政府的人说，“政府每年划拨白内障专项经费，医院的专家来，县里每次陪吃陪喝送纪念品就要花好几万”县医院的医生说，“让我们帮你们组织病人，还要宣传，你们能给多少酬劳呢？”

章阳和蒲小平夫妇虽然很失望，但也能理解。老少边穷地区的基层干部，见识短浅，注重眼前得失，不愿意承担份外的责任。这类情况，“光明行”其他先遣队也碰到过几次。

而越西就不同了。陈宇是四川人，他经过详尽考察，提交了一份选址大凉山的具体操作方案。更关键的是，当地政府非常支持，表示在条件许可下，会给予一切所需的配合。

那天的投票几乎众口一词，大家都同意将第五站“光明行”放在四川凉山。其中最打动大家的是陈宇这样一句话，“当地的医疗条件非常有限，医院没有眼科。据村民回忆，年，四川的医疗队曾举行过一次眼科义诊，此后，越西再没来过一个眼科医生。”

缺医少药居然到了这种程度，令人悲摧！

准备散会的时候有人犹犹豫豫地提出，“听说凉山是艾滋病和肺结核的高发区，比起未可知的地震来，可知的艾滋病不是更可怕吗？”

都很意外，一时间沉默。张兴儒沉思了一下说，“没关系，我们出发前增加一次防艾培训，多配备点口罩、手套、消毒液，应该没问题的。”

于是决定，7月，挺进大凉山。

7月18日下午，队员们分别从北京、上海、山东、珠海、广州齐聚成都，准备当晚赶赴西昌。因为堵车，赶到火车站时已经9：30分了。可是，一到火车站大家就惊呆了，车站广场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拥挤的人流。挑着担的挤过来，扛着包的挤过去，等人的、找人的、大声叫卖兜售小食的，乍一看，还以为又遇到了春运。原计划装着设备的车辆直接开到站台上去，现在看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越西地处偏远，物流都不能直达。上海到成都最快是5天，成都到西昌最快是6天，西昌到越西还有多公里的盘山公路，如果遇到老天爷不爽，来点风雨啥的，那日子就更算不准了。这次筹集的手术耗材及药品名目繁多，足足装了70个纸箱，所以，除了那些背不动的“大家伙”，其他的物资，能带的就尽量随身带着了。

把车上的行李和医疗物资卸下来，堆成了一座小山。再次清点，除了各自的行李，还有27个大纸箱。裂隙灯、消毒锅、人工晶体、针剂药品，个个体积大、分量重、价格不菲，更何况纸箱里的所有物资，对门诊和手术来说，都是缺一不可无法替代的。

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大家都看着张兴儒，等着他拿主意。

没有时间犹豫了，张兴儒跳上一个箱子，振臂一呼，“女士们前面开路，男士们一人扛一个箱子，负责到底！”立即有人呼应，“保证人在箱在！”

27个大箱子，只有24个男人，更何况很多又大又沉的箱子一个人根本扛不了，需要几个人抬。于是，一些健硕的女士便成了男士队伍的临时替补。譬如被誉为吴大将军的吴佩宁，再譬如运动员出身的卞蓓莉。那天的成都火车站破天荒地出现了这么一个奇特的场景，一支蜿蜒的队伍手提肩扛艰难地前行着。有人走不动了，搁下手上的箱子喘口气，立即有人接过来继续往前奔跑。几个随队的摄影摄像师顾不上留下宝贵资料，收起镜头也加入了“扛大包”行列。女士们除了要在拥挤的人流中趟出一条路来，还要为男士们分担他们的行李箱、电脑包、摄影包，并且相互照应着，为跑不动的人伸出援手。

上楼、下楼，上台阶、下台阶，检票、进站……等大家奔上成都至西昌的T次列车，一一落座，清点完所有物资，开车的预备铃已经响起。事后说起，大家都把这一次负重急行军冠名为“成都车站历险记”，永久载入“光明行”史册。

火车咣当咣当地往前开。张兴儒没有睡意，他跟胡大源对坐长谈，把即将到来的这几天安排通通捋一遍，看看还有什么被忽视的地方。忽然，火车驶进了一条长长的隧道，车厢顿时陷入黑暗。等待光明的那段时间长得令人窒息，正在过道行走的人只得伸出手来摸索着前行，有人磕着碰着了，一声惊呼。呼的一下，火车又钻出了山洞，光明重回车厢，看了下表，其实只有短短几分钟，却让所有的人都体验了一把失去光明的惶恐与无助。不知谁在说，“以前坐火车过山洞从来没什么感觉的，参加了“光明行”，怎么对光明也敏感起来了呢。”一片静默，其实大家都有同感。

漫长的一夜。

近12小时车程，次日晨抵达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赶紧找地方解决。满大街都是美食，什么“砣砣肉”、“苦肉聚”、“荞爸爸”，名字都很雷人，一打听方知，砣砣肉其实就是一块块煮的肉，苦肉聚是苦瓜烧肉，荞爸爸就是荞麦饼，真是服了，民间智慧，天马行空，所向无敌。时间紧，每人一碗米粉将就一下。米粉又酸又辣，吃得大家满头大汗，这才想到，这是到四川了嘛。

坐上两辆大巴，4小时的盘山公路，一路颠簸来到越西。

越西历史悠久，地处凉山北部，自古就是北进凉山乃至西南的主要通道，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就是从这里开始深入凉山乃至整个大西南。史书载，蜀人司马相如受命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时，开辟了“零关道”，使越西成为商贾往来之地、民族文化之廊。在历史的长河中，越西境内留下很多文物古迹及名胜遗址。奴诺城、越西石城、柏香营城、保安城、兵营、哨所等，每一处遗存，都源自一段悠远的历史和典故。更何况，都说“北孔子，南文昌”，与孔子在中国民族文化之巅比肩而立的文昌帝君就诞生在越西，这可是个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方。

越西四季不太分明，春迟秋早，夏季短暂，所以，虽已入夏，但一路行来颇觉凉爽，空气湿润，景色宜人，逢山必绿、遇水必清，这让大家心情大好，欢声笑语不断。但再往前行，吸引大家的就不再是风景了，而是那些沿途公路两边墙上醒目的大标语：

“外出找钱不容易，预防艾滋要牢记！”

“生命安全帽，健康安全套。”

“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致富十年功，乱搞一场空。”

标语有点搞笑，但此时大家却笑不出来，方始意识到这里艾滋病的严重程度。

越西县艾滋病的发现人数占四川省总数的50％以上，全省第一，且一半以上是吸毒所致。

凉山彝族有近万人口，是中国彝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支系。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这里交通闭塞，曾大量种植鸦片。20世纪80年代末，凉山和云南漫长的交界线、绵延的群山以及复杂的地形为毒贩提供了天然保护。由于区位特点和普遍贫困，凉山开始成为毒品经云南贩运至四川的重要通道。

年6月，凉山首次从云南遣返的静脉吸毒人员中发现艾滋病感染者，到年年底，15年间，拥有万彝族人口的凉山州实际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万人，这意味着每百人中就有一位感染了艾滋病毒。虽然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凉山吸贩毒现象已得到局部控制，但早期的艾滋病感染者正陆续进入发病死亡期，艾滋病也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

这些资料以前也知道，但那时只是印在纸上的一些冷冰冰的数字，但现在身临其境，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公路大约很久没有养护了，一路沟坎不断，前面又是一道沟，车过时，坐在车后的周平被高高弹起，忽听哎呀一声，大家齐回头，发现周平的腿上有血正慢慢渗出。

“哎呀周平受伤了！”

“怎么搞的？”

“车椅上有个铁疙瘩，刮破了。”

一时间都有些慌乱，赶紧找出急救包给周平包扎。

要在平时，这点小伤谁都不会在意，可这里是艾滋病高发区啊，而血液又是艾滋病的传染途径之一。

见大家一脸严肃，周平倒笑出声来，说，“别这么紧张好不好，要是我真有什么事，算是为‘光明行’牺牲，也值了。”

说的大家心酸酸的，不好受。

周平是个经历过坎坷的人，所以处事不惊。

爷爷当年开着家药铺，周平小时候经常看到爷爷免费为穷人抓药，经常听爷爷讲与人为善的故事。虽然解放后药店被收走了，但爷爷一直说共产党好，因为有股息拿，而且5个孩子都免费上了大学。周平的父亲上的是交大，那年月大学生稀罕得很，所以毕业后父亲很得单位重用，那段时间工作积极、踌躇满志、一心要报效祖国。可是不久，因为给领导提了些意见，生性耿直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一个温馨的家顿时跌入低谷。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周平的姐姐没上成大学，周平17岁也进厂当了一名汽修工，但爷爷却看得开，经常教育周平，不要跟人计较，吃亏是福，是对自己的历练，是财富。不要觉得社会对你不公，有了能力，就应该回报社会。后来，周平考进了华东理工大学，毕业后分到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以后又被外派到荷兰工作。他信奉爷爷“吃亏是福”的哲学，一步步走得很顺利，这才体会到爷爷简单话语中隐藏的人生大智慧。

或许，爷爷的哲学也有行不通的时候，或许，社会上还有污秽，还有各种不如意，但在“光明行”，周平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一群有志向的人，一群愿意付出的人，一群高尚的人。和大家在一起的这些日子，周平精神焕发、心情愉悦，所以参加了一次，他就像上了瘾似的，每年都是“光明行”的中坚分子。

终于到了越西县城。

越西全县辖5个镇，县政府在越城镇。说是县城，其实更像个朴素的小山村，四周群山环绕，山脚下还有一条河绕城而过。

县委招待所小且简陋，等车上的人都下来之后，招待所的院子一下子就给塞满了。到前台一问，根本住不下，没有那么多房间。顿时傻眼。去对面一家旅店看看，但那家挂着某某大酒店招牌的地方脏得下不去脚。走道里都是垃圾，客人住过的房间也没有收拾，一问，还没有热水，想洗澡简直就是奢望。一时都无法接受，嚷嚷着，意见很大。张兴儒着急，眼看时间一点点流逝，却因为住宿问题在这里耗着，不值。他先做工作，“我们是来帮助别人的，不是来享受的，请大家克服一下。”不灵，太苍白无力了。于是再哄，“大家就当是体验生活，将就一晚上，明天肯定换地方。”

当然，卫生条件太差也不行，这里是艾滋病高发区，光凭觉悟抵挡不了艾滋病病毒，于是，医院给介绍了一家看上去稍微干净点的招待所，这才把大家安顿下来。

耽搁的时间需要补回来，所以，当天的剩余时间被挤压到了极限，没有一丝余地：

16:00，医院，术前培训、分工领命；

16:30—17:30，搭建门诊、病房和手术室，拆装设备、调试仪器、消毒；

17:30，医院操场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后门诊启动。

为了医护人员的安全，张兴儒临时动议，每一个手术病人都要增加HIV血液检查。

明清原以为彝族人的生活是幸福多彩的。她看过电影《花腰新娘》，那里面的青年男女都穿着绣着精美图案的服装，带着造型生动的头饰，在如画的景致中载歌载舞、谈情说爱。可是，没想到现实中的彝乡却是如此地贫困破落。

彝族地区的耕地大部分在30—70度的陡坡上，海拔高、气温低、不具备灌溉条件，只能种植一些荞麦、土豆等耐寒的低产作物，收成好坏全凭天意。大多数彝族人都居住在半山腰或山顶上，很多地方甚至连路都没有，出行全靠两条腿。贫困，使凉山地区卖血盛行，进一步加剧了艾滋病的流行。由于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艾滋病病人的结核病发病率是正常人的30倍，这也使凉山州雪上加霜，成为四川省贫困县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

出于想对彝乡作些了解的念头，明清在网上查阅资料，没想到一下子就搜到了被誉为“世上最惨的小学生作文”——《泪》。这个12岁的名叫木苦依伍木的小女孩，是越西县普雄镇的一名小学四年级学生，她在作文中写到：

“爸爸四年前死了。

爸爸生前最疼我，妈妈就天天想办法给我做好吃的。可能妈妈也想他了吧。

妈妈病了，去镇上，去西昌，钱没了，病也没好。

那天，妈妈倒了，看着妈妈很难受，我哭了。我对妈妈说：“妈妈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把我做的饭吃了，睡睡觉，就好了。”

第二天早上，妈妈起不来，样子很难看。我赶紧叫打工刚回家的叔叔，把妈妈送到镇上。

第三天早上，医院看妈妈，她还没有醒。我轻轻地给她洗手，她醒了。

妈妈拉着我的手，叫我的小名：“妹妹，妈妈想回家。”

我把妈妈接回家，坐了一会儿，我就去给妈妈做饭。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课本上说，有个地方叫日月潭，那就是女儿想念妈妈流下的泪水。”

读完这篇数百字的短文，明清默默地流了很长时间的泪。

明清从小就是个很要强的人。父亲是政府工作人员，忙起来很少顾家，母亲是名教师，也忙，常见母亲左手拎着菜篮子，右手抱着一叠本子急匆匆地往家赶，晚上，明清常常睡在被窝里看妈妈批改作业，灯光昏黄，柔和地铺在桌上、书上、本子上，落在妈妈的发丝上，非常动人。对明清而言，这就是最好的催眠，只要看着灯下妈妈的背影，便会很快地安然入睡。

明清是家中老大，下面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她比大妹妹长6岁，在童年，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所以她一直保持着做老大的感觉，喜欢给弟妹立规矩，譬如，放学要马上回家做作业，做完作业才可以玩，中午还必须睡一会，等等。

明清会读书，父母从不为她的成绩担心，从小学到大学，什么都顺顺利利的，所以明清一直认为，只要自己想做的事，就一定能做成。以后，她找到了自己的真爱，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公司。她拼命地给自己设目标提要求，开足马力往前奔。去北大国发院读EMBA，也是为了公司将来可以做得更好。

36岁之前，明清设定的所有目标都实现了。

可是突然，一切都变了。

那天，医院。结婚几年，想要孩子了，所以去做个检查，没想到被查出自己的腰椎存在严重变形。不久，腰椎的症状日益严重，路走不了，不能弯腰，平躺也躺不下去，只有开刀。术前医生说了一大堆风险，万一碰到神经的话，会大小便失禁，还会有其他后遗症。那天，明清躺在手术床上被送往手术室，走廊好长好长，老也走不完。明清觉得，自己离过去的世界已经越来越远，前面，是另一个未知的，她不可控的将来。

手术后的恢复期明清想通了很多道理，她忽然意识到，以前那么拼其实是无意义的，就像在高速行驶中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冥冥之中有人在提醒自己，不要去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

休学半年后，明清又回到北大继续完成她的学业。8年，参加第一站“光明行”的队员从甘孜回来后在北大作了一次演讲。起初明清以为只有眼科医护人员才用得着，等弄清是怎么回事之后，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她去了新疆青河，去了甘肃甘南，去了内蒙扎赉特，今年，她已经是第4次参加“光明行”了。

第一天病人不多，见一个老人独自坐着，明清便跟他拉起了家常。老人告诉明清，家里有12亩旱地，去年收了洋芋斤，玉米0斤，荞子0斤。卖掉这些粮食，去掉各项开销，全家一年的人均收入大约在元左右。元钱，在大城市，也就三五个人的一顿饭钱，在这里，却要被掰成份，分分毛毛地算着花，这是怎样的一种落差啊！

老人说得很坦然，他的脸上没有一点愁苦的影子，但明清的心却似乎被什么东西抓了一下，有点痛。

受震撼的还有叶圣兰。

作为第二次参加“光明行”的老队员，叶圣兰这一回被分到的工作是为即将接受白内障复明手术的病人滴眼药水扩瞳。这天中午，她忙完医院回住处吃午饭，像往常一样，在路边等待空驶的三轮车经过。

从医院到住宿地要走20分钟，当地的志愿者推荐大家坐三轮车，三块钱，五六分钟就能到。为了节约时间，中午很多队员医院和住处之间，而且这个时段街上空车很多。果然，等了不一会儿，就有一辆三轮车停在叶圣兰身边。三轮车夫大概四十来岁的样子，黑黑瘦瘦，穿着旧汗衫，说着不太标准的汉语，等叶圣兰坐稳后，就埋头骑了起来。叶圣兰刚想和他说要去哪儿，但一抬头便发现了三轮车夫脖子上的伤口。那些伤口已经溃烂，流着脓血，看上去触目惊心。出发前张兴儒组织过防艾培训，讲过艾滋病患的症状，所以叶圣兰一下子意识到，前面近在咫尺的就是一个艾滋病患者。

不知怎么，叶圣兰心里没有害怕的感觉，反倒有一点心酸。

沉默了一会，叶圣兰轻声问，“你的皮肤破了，医院看看哪？”

三轮车夫似乎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说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前几年家里穷，去卖血，所以得上了艾滋病。都说艾滋病国家免费治，其实可以免费的只是那些抗病毒药物，至于其他的治疗，都需要自费，譬如得了肺结核，再譬如腿烂了脖子烂了。吃了抗病毒药需要定期抽血化验，那验血的钱不老少，也要自己出，关键是，自己的艾滋病就是卖血给传染上的，所以一见到抽血就打哆嗦，所以干脆就不治了，活一天是一天。工作找不到，没人要啊，所以只能来干点体力活。最后他指指街上的那些三轮车说，“你看，那些踩三轮的，都是跟我一样的病。”

叶圣兰无语，下车的时候她掏出了三块钱，放在那人的手心。回去后才想起，自己早把防护措施忘到脑后去了，口罩、手套一样没戴。叶圣兰很后悔当时没多给一些钱，以后的几天里，叶圣兰也坐过几次三轮车，但一直没见到当初的那个三轮车夫。

救困施援手

医院始建于年，年代久远。很多东西越老越值钱，但医院老了，就只能跟简陋、破败联系在一起。原先说是有五官科，但去了才发现，五官科只有1名医生，是不久前从军医大分来的学生，眼科诊疗器材也仅有一台裂隙灯，还有故障，刚刚检修过。

医院礼堂临时改建而成的门诊大厅。她随身背着十好几万的现金，急需找个地方安放。

杨玉敏是名志愿者，父亲眼睛不好，一直是在张兴儒那里诊治的，所以相熟。杨玉敏面慈心善，喜欢帮人，做慈善这个愿望藏在心里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平台。那天诊病之余，张兴儒无意中说起“光明行”，一下子打动了她。可是，手上管着一大摊子事，不能说走就走啊，直到年稍微空点，她才下决心圆自己一个梦。

杨玉敏的任务是管钱。

这已经是“光明行”的第五站了，很多环节经过一再改善，已变得更科学、更严密、更精细，唯有钱还得随身背着，因为去的那些边远贫困地区，既使有银行，提款也非常不方便。

可是，要是整天背着一包钱就啥事都干不成了，放在招待所又实在不放心。杨玉敏在门诊大厅转了半天，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小房间。房间很小，没有窗也没有灯，里面黑乎乎地不知堆放着什么杂物，但总算有个地方了。杨玉敏把装钱的背包放在地上，关上门，又拖过两张条桌把门堵上，这才放心地为病人测试视力。

先面朝病人：“蒙上一只眼睛。”

再看着视力表：“口子是往哪里的？上面还是下面？”

面朝病人：“看得见就做个手势。”

再看视力表：“这一行呢？清楚吗？”

换一只眼睛，一切都要再重复一遍，周而往复。头不停地转来转去，半上午的时间，杨玉敏的脖子就开始酸痛了。

一个小男孩被他爸爸搀扶着慢慢走过来，杨玉敏刚看了一眼心就揪了起来。那男孩的右眼球完全凸在外面，就像一颗熟透了的葡萄，几乎随时都会跌落下来。男孩叫曲木哈马，今年10岁了，生下来眼球就这样。别的男孩可以爬墙上树满世界任性撒野，可曲木哈马只能小心翼翼地走路吃饭，小心翼翼地做着每一件事。医院的眼科主任王方教授为他检查之后遗憾地摇了摇头。先天性眼球突出的原因很复杂，像越西这样的条件，手术肯定是没法做的。以后，随着男孩年龄增长，他的眼球会更往外凸，一旦碰破了造成大出血，还会危及生命。不过，后面这些话王方没告诉孩子的父母，只是遗憾地看着父子俩默默离开时失落的背影。

一会，又来了一个先天性眼球突出的孩子，这个孩子只有2岁，杨玉敏为他检查视力时发现他根本没有光感，她眼巴巴地看着孩子的母亲抱着孩子走向医生的诊疗台，她知道，孩子那么小，肯定也是无法手术的。想到他们抱着希望而来却带着失望而去，杨玉敏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大凉山崇山峻岭，这些彝族人又都住在山上，很少会有医疗队深入凉山腹地，要是像“光明行”这样由清一色专家组成的医疗队都无法为他们治疗的话，这些孩子的一生可想而知。

中午吃饭的时候杨玉敏把她的背包拿了出来，重新背在身上。可是没一会功夫杨玉敏就觉得浑身奇痒，背上脚上，一抓一个红疙瘩。大家都着急地围拢来关心，有人说大概吃了什么东西过敏，还有人说好像是跳蚤咬的。一语惊醒梦中人，杨玉敏这才想起，背包在黑屋子里呆了一上午，大约已经成为跳蚤们的安乐窝了。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把钱一叠叠拿出来，拍打、抖搂，再一叠叠放进去。可是，下午还是得继续检测视力啊，想了想，杨玉敏又把背包放进了黑屋子，管它呢，或许跳蚤吸饱了血就不吸了，也未可知的。

李美红领着一个彝族老太太去做裂隙灯检查。

李美红是普延公司的，普延公司为“光明行”捐助了很多人工晶体，张兴儒要求捐助者都要亲身参与，老板就把她派来了。李美红出生在农村，连生存都存在问题的日子里，她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也会参加公益活动。但到了这里她才发现，过去的想法是错的，做慈善就是帮人，不光可以出钱，还可以出力，做慈善不分身份地位，要的只是一份爱心而已。

那个彝族老太太包着黑色的头帕，上面缠着一条大辫子。她的衣服虽然很旧，但洗得干净，从尚未褪色的部位依稀还能看到精美的花纹。她双耳戴着一副银色耳环，稍一晃动，那银色便灿灿地发着光，手上也戴着精致的饰品。在那些大呼小叫咋咋呼呼的彝族汉子中间，她只是悄无声息地坐着，格外显得沉稳庄重。当地的志愿者告诉李美红，她是黑彝，在很久以前，是贵族。

凉山彝族传统的政治体系里，彝族分五个社会等级：兹、诺、曲诺、阿加和嘎西。兹和诺是贵族等级。兹是土司，即历代中央政府任命的本民族地方官员。诺没有政府的任命，但拥有强大的家族，他们中有些是古代的外来征服者。曲诺是平民阶层，是自由民。他们虽然名义上隶属于某一家族的诺，但他们有自己的财产，有的本身就是奴隶主。阿加和嘎西是奴隶阶层。阿加有自己的房屋和少量的财产，但没有自由，他们的主子可以随意买卖他们。嘎西则是整个系统中地位最低的阶层。

“诺”就是黑彝，彝族中的贵族阶层。彝族崇尚黑色，他们自视血统高贵，从不与其他阶层的人通婚，更不与汉人通婚。虽然时过境迁风光不再，据了解这个彝族老太太也属于贫困人群，但骨子里的贵族血统依然支配着他们的行为举止。

现在，搀扶着彝族老太太的李美红遇到了难题。检查需要把下巴放在裂隙灯的支架上，可是彝族老太太的头帕和辫子过于粗大，辫子不放下来，就无法检查，跟老太太解释了半天，但老太太只是摇头，一言不发。李美红那个着急啊，她拉来一个当地的志愿者，用彝语说了半天，好容易才见老太太点了一下头，拿下辫子，等刚检查完，又飞快地缠上。后来李美红才得知，彝族人对自己的头发相当珍爱，认为头发是一个人的血气所在。彝族人重视血统，通过不同的发型头饰可辨别支系和地位等身份特征，所以既使在炎热的夏天，他们都会戴着厚重的头帕和辫子。

刘畅也在门诊组，这是她第三次参加“光明行”了。

前两次，她的身份还是四川首富刘永好之女。但是年，随着全国“两会”刘永好把刘畅带到北京主动介绍给媒体之后，她便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新希望集团的接班人。

刘畅被父亲整整雪藏了10年。

在很长时间里，刘畅一直叫“李天媚”，用的是母亲的姓。没人知道她是刘永好的女儿，自己没挣钱之前乘飞机也只能坐经济舱。刘畅很体谅父亲的苦心，她知道，父亲是为了让自己学会怎么做一个有平常心的人。

年，新希望集团进行资产重组，重组后的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当年以亿的年收入规模，一举成为国内最大的农牧企业。2年后，刘畅成为新希望六合的董事长。

接班后的刘畅自然而然地把自身成长过程的经验和留洋经历带来的见识融进了新希望六和的转型中去。她坦言自己对“做饲料真的不懂。”，但“吃”却是她的兴趣所在。

刘畅是苍蝇馆子的拥趸。四川人喜欢把味道不错但环境很破的小餐馆叫“苍蝇馆子”，这个昵称非常形象，那是因为，苍蝇馆子大都隐藏在市井小街小巷之中，其小如蚊蝇散落；而且，苍蝇馆子的店铺绝对够旧、够破、够简陋，确是苍蝇出没之地；第三，不管那苍蝇馆子巷子有多深，门脸有多小，成都人都能象苍蝇一样，追逐着味道找到这些不打广告从不宣传的小店。刘畅最喜欢的就是骑着自行车找美食，有时走进一个高端会所，她也会希望在桌子上挖个洞吃火锅。所以热爱美食的刘畅打算在上海和成都等全国五六个城市成立美食发现中心和美好美食厨房，研究如何向餐饮企业甚至个人消费者提供从佛跳墙这样的高端国宴菜式到麻婆豆腐、回锅肉等大众化菜式的标准化产品。

坊间传说，刘永好并没有一阔脸就变，而是经常穿着大汗衫去吃大排档。这个卖饲料发家的企业家不忘初心，一直认为对积累了一定财富的人来说，慈善事业是回馈社会的一个较好的方式。受父辈影响，尽管身负重任，刘畅还是抛开了一切大事小情，来参加今年的“光明行”。

一个13岁的小女孩在姐姐的引领下来到了门诊。听姐姐说，妹妹从5岁开始眼睛就逐渐看不见了，而现在，她的眼球已经全白，完全失明。姐姐带医院医院，以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可以说已经竭尽全力了，医院都说没法治。这次听说县城来了大专家，抱着一丝希望的姐姐又拉着妹妹来了，可是医生认真检查得出的结论还是，“先天性青光眼，眼压过高，无法治疗。”

看着这对无助的姐妹刘畅鼻子发酸，尽管自己身价百亿，却改变不了他人的命运，这让她倍感无奈。

不过很快，一件小事又转变了她的想法。

男孩叫曲木依哈，被父亲牵着手摸索着走进门诊大厅。登记的时候问曲木依哈，他说自己生下来就看不见，不光自己看不见，自己的阿爸，阿爸的阿爸也看不见。

好在检查下来，父子俩都具备手术条件。大家正为他们高兴，却见父亲依然长吁短叹，脸上没有一点笑意。

“明天做好手术，你们就能看见啦，你爸爸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张伟英轻轻地问曲木依哈。

曲木依哈扭头看着父亲，父亲嗫嚅着说，“家里还有两个，也看不到。”

“那为什么不一起带来啊？”张伟英有点着急。

“坐车没得钱，只有50块，就带了最小的儿子。”父亲叫木呷，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穷。

“哎呀还有两个失明的孩子！救孩子可比救老人更重要啊！”张伟英一声感叹。

刘畅、明清等好几个人同时想到要给老人路费，但王郑红快了一步，她掏出块钱塞给木呷，让他赶紧去接另两个孩子。

木呷拿着钱不知说啥好，脸上表情复杂。

王郑红见他站着不动有点着急，一个劲地催他快走。张伟英也说，“小儿子留在这儿，你就放心好了，我们会照顾的。”一个叫古木的彝族志愿者看出了木呷为难的表情，便用彝语叽哩哇啦地问了几句，这才转头告诉大家。木呷家住在拉吉乡，离县城很远，从这里去一天只有一班车，下车还要走很长的山路，今天已经没车了，要是明天再回去，第三天就赶不回来了。

这怎么办啊！在场的所有人都焦虑起来。

古木在当地似乎有点路子，他想了一下，说可以打听一下有没有车去拉吉。他拿起手机开始打电话，一连打了好几个。大家都静静地等着，连大气都不敢出。忽然，见他脸上的表情一下子轻松起来，漾出了笑容，挂上电话后他对大家说，“可以了，等会有车送货去拉吉，明天还要回县城，我跟司机说了，来回接送都由他负责。”

现场一片欢呼，相互击掌庆贺。

木呷一时有点蒙，不知该谢谁，团团转着作揖鞠躬。

古木哈哈笑着说，“别谢啦，是你运气好，碰到贵人啦，快走吧，车马上就来了。”

刘畅看着这一幕，想到这一家的三个孩子很快就能见到光明，非常宽慰。她想，原来钱并不是完全无用的，有时候哪怕一点点，都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以后，只要遇到极其贫困的，她都会悄悄摸出几百块钱塞给他们。她从未对人说起，但说来也巧，几次都被孔庆健撞见。

孔庆健这次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手术病人做AB超。B超大家都熟悉，至于A超，其实就是测量眼球的长度和角膜的曲光度，计算出人工晶体的度数。测量和计算是否准确，会直接影响手术效果，试想，要是给近视度的人戴上一副度的眼镜，效果能好吗？所以，这个工作让业务精湛、做事仔细的孔庆健来做，实在是选对人了。

人很多，且都是彝族人，语言不通，孔庆健连说带比划，但他们只是傻乎乎地看着，完全不懂。难得遇到一两个脑子稍微活络点的，才勉强能照着孔庆健的要求睁眼闭眼。等待检查的病人排着长长的队，但检查进度缓慢，让平时手脚利索的孔庆健急出一头汗来。

门口走进来一个年轻女子，没打招呼，便用彝族语跟病人们交谈起来，很快，待查的病人就都明白了自己需要做的配合，检查进度顿时快了许多。

“多谢你啊，你怎么称呼？”孔庆健非常感激这个从天而降的援兵。

“不用谢，叫我阿依好了。”听名字应该是彝族人，但那女子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彬彬有礼。

阿依是小学的语文老师，这次是陪叔叔来看眼睛的。等待的时间很长，为了排解寂寞，她站起来四处转转，恰好看见了孔庆健的困境，于是赶紧上前帮忙。

中午的时候她说要去照看叔叔，孔庆健以为她不会来了，谁知没过多久，阿依又出现在自己面前，见排着的队伍有点乱，她还主动帮着去维持秩序。从谈话中得知，阿依家中还有两岁的儿子需要照看，孔庆健几次劝她回去，她都不肯，还说，“你们大老远地跑过来，出资出力为我们治疗眼病，我帮这点小忙算什么呢。”见她执意不愿离去，孔庆健干脆找了一件白大褂让阿依穿上。阿依开心得不得了，称自己从临时帮忙升职为正式志愿者，一定要拍张照片，记住这些日子，也记住这些从大城市来帮他们的好心人。

孔庆健感动之余忽然想起，要是自己会几句简单的彝语，就可以让阿依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了，他请阿依教他，然后一字一句地学：把眼睛睁开——“鸟子普塔”，把眼睛闭上——“鸟子目塔”，学得挺像，一说彝族人就听懂了，到后来，孔庆健又顺带学了些彝族日常用语，譬如孩子多大了——阿以卡日哦；你从哪里来——尼康果打喇；吃过了没有——杂这这哦。简单问候让汉彝之间因语言形成的障碍瞬间全无，孔庆健好满足哦。

李健这时正对着一个彝族老阿婆按下了快门。

那个老阿婆坐在走廊上等待检查。走廊上人很多，都在叽叽喳喳地交谈，但老阿婆却一个人静静地坐着。走廊上有一盏照明灯，老阿婆的眼睛只有微弱的光感，她一直昂着头，面朝那盏灯的方向。灯光柔和地照在她的脸上，抚慰着老阿婆脸上的皱纹。看得出老阿婆很享受，神色平和地陶醉在光晕之中。

李健是无意中看到这个场景的。他调整好仪器，在手术间隙出来想透口气，便看见了这个画面。第一眼看见的时候李健只觉得有趣，他想，这个老阿婆有点像向日葵，朝着阳光一动不动，有意思。可是等他忙完一些事，一两个小时后再经过走廊，发现那个老阿婆仍然保持着这个姿势时，他被深深打动了，他想，或许，这就是失明者对光明的渴望，或许，这就是“光明行”的意义所在。

于是，他赶紧拿出照相机拍下了这个镜头。

其实李健不是摄像师，专职摄像师是宗实，是张坚军，李健是设备供应商，麦迪塞姆公司的老总。

李健是个喜欢摄影的“理工男”，毕业于湖南大学机械系。李健生性自由，不愿朝九晚五做着同样的工作，所以毕业后不久就索性下海创业。他上学期间就开始发烧摄影，老早就从“红梅”双反玩起，到如今条件好了，人像、风景、玩到器材，对摄影算是发烧到相当的程度，这次活动，李健有点儿期待自己能从社会公益活动影像中找到符合自己情怀的摄影观点。

李健知道“光明行”是因为赵芝玲。其实赵芝玲拉李健“入伙”不仅仅是想多一个人，而是看中了李健公司的设备。麦迪塞姆公司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专营进口医用光学仪器，如德国目乐手术显微镜等。赵芝玲希望李健能为“光明行”提供两台专业的品牌显微镜。

李健以前从没想到要去作慈善，他觉得，慈善应该是李嘉诚做的事，而不是我李健做的事，可是在听完了“光明行”的介绍之后之后他有点动心，他对赵芝玲说，“这个团队真有那么好吗？行，我就去见证一下。”

李健提供了2台手术显微镜，最基础的那种。

在越西，李健算是真正了解了什么叫贫困。看到越西县招待所的卫生条件他很震惊，医院的陈旧简陋他更震惊，医院使用的辅料都是老百姓从很远的地方用背篓一背篓一背篓背过来的时候，他简直就是惊愕了！李健看到了贫富之间的巨大落差，他想，不管李嘉诚怎么样，起码我李健，是可以帮助他们的。为了把这些难得一见的画面留下来告诉更多的人，以后的几天里，只要有空，他就拿着相机到处走。

有时候看到的是令人心酸的镜头：

有一位老人，从登记的材料上看，他不是孤老，但就诊、检查一直是一个人。他的眼睛符合手术条件，可是，当医生告诉他手术需要家属签字时，他似乎有点赌气地说，“我只有一个人，家里人都来不了。”医生耐心地对他说，没有家属签字不行的，时间来得及，赶紧回去叫家属吧。老人突然情绪失控，大声地嚷起来，“这看不到的日子我实在受不了啦，求求你们给我动手术吧，我就是死了都不要你们负责。”老人明明有家属，但为什么没人陪？为什么说他们来不了？这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带着疑问，李健拍下了这个镜头。

不过，暖人的场面也常常有。

有一位叫罗文金的老人，从门诊、体检、分诊、再次检查、到手术、复查……他身边始终有家人陪伴，儿子、媳妇、孙子……他一直都不孤单。

李健还看到这样一个细节：当罗文金躺在检测床上接受检查时，他的裤腿和袜子之间露出了一小截皮肤。他儿子看见了，赶快去将他的裤腿放下来。老人的袜子特别白，衣服也很干净，甚至没有皱痕，这在当地是极为少见的。在手术结束后的晚上，李健再次见到罗文金时，他正在孙子的陪伴下散步，他左眼蒙着白色的纱布，腰板挺得很直，牵着孙子的手慢慢地走，镜头里，老人的脸上满满的都是幸福。

沙马尔西木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由于倒睫引起的白斑，她的眼睛失明了。小姑娘是被爸爸背着来到门诊处的，以后则一直由妈妈抱着。看得出家里虽然贫困，小姑娘还是父母心中的宝。庆幸的是，经过医生检查，小沙马确定可以进行手术。听到这消息，妈妈立刻对着女儿灿烂地笑起来。由于紫外线照射强烈，所以当地人肤色都呈黑红色，牙也显得特别地白，笑起来就像一道闪电划过夜空，特别醒目，也特别动人。李健把这位母亲的笑容留在了相机里，也定格在自己的心里。

以前李健也常常外出摄影，但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