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际政治研究》年03期

作者：毕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内容提要：沙特阿拉伯建国路径及国家构建具有一定的独特性:阿拉伯半岛本土政治力量与瓦哈比派结盟,以(伊斯兰)教立国;半岛在世界文明版图上的边缘地位、独特的宗教地缘地位与政治发展严重滞后相适应;依托巨额石油美元,经济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增强了王国的政治合法性。然而,沙特王室没有处理好王位继承问题。第二沙特王国后期,在王位继承上发生严重的兄弟阋墙事件,终致亡国。年正式建国的沙特阿拉伯竭力汲取沉痛的教训,在王位继承制度构建上上下求索,然成效有限,王位继承面临严峻挑战。

关键词：地区与国别政治沙特阿拉伯瓦哈比运动国家构建王位继承

在阿拉伯世界乃至广大亚非拉国家中,沙特阿拉伯王国(以下简称沙特王国)的建国路径与国家构建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多数阿拉伯国家在名义上作为奥斯曼帝国属地,实际上是在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独立斗争,完成独立建国这一重大使命的。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国家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成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源泉,世俗化与现代化比肩而行。然而,沙特王国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径,这条路径势必对其国家特性和王位继承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沙特王国国家构建与经济发展路径的独特性,梳理王位继承模式,探讨王位继承制度化趋势,进而管窥王位继承与政治发展走向。

一、沙特阿拉伯国家构建的独特性

阿拉伯半岛以其滋养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而在世界文明版图占居重要地位,以石油资源富甲天下而成为世界大国角逐之地,以沙特王国依托石油美元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更新人们对发展路径的认识。然而,纵览世界文明,半岛总体上处于边缘地位。虽然在公元前年左右,半岛南部就出现了马因王国,据说公元7世纪建造了马里卜大水坝。①然而,与世界四大文明相比,就逊色多了。比如,约公元前年,古埃及就出现统一的国家,开始了法老时代。因此,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除半岛西部沿海地区作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和商道而沟通东西方贸易外,半岛默默无闻。

伊斯兰教的兴起改变了半岛的命运。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在这里创立伊斯兰教,建立政教一体的乌玛,极大地促进了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和阿拉伯半岛的统一,为广袤的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与繁荣奠定了基础。然而,半岛自身并未乘势崛起,自四大哈里发时期(—年)以后,半岛便不再是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中心,伊斯兰教在半岛的影响下降。尽管马立克教法学派产生于第二圣城麦地那的司法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凸显半岛作为伊斯兰教发源地的宗教影响,但整个中古时代伊斯兰教世界的繁荣与半岛几无关系,三大文化中心为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西班牙倭马亚王朝的科尔多瓦和法蒂玛王朝的开罗。伊斯兰教世界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先后转移到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后来转移到君士坦丁堡(即伊士坦布尔)。在千余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当伊斯兰教在半岛之外发展成为包括各种教派和教法学派的世界性宗教时,半岛自身的伊斯兰教信仰已然退化。18世纪初,半岛的宗教仪制与习俗相当驳杂而混乱,流行先知、圣徒和圣陵崇拜,残存着原始的多神信仰和拜物教。经济上,直到20世纪初期,除朝觐活动与商业发达的半岛西部汉志地区、发展农业的绿洲外,绝大多数地区仍以游牧和半游牧经济为主。政治上,半岛名义上从属于几大帝国,奥斯曼帝国时期汉志地区受其节制,行政制度比较完备,半岛自身并未出现统一的国家,绝大多数人口组成氏族部落,在此基础上构成互不统属的酋长国,实行家族统治。正是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基础上,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兴起与沙特家族的崛起形成合力,半岛本土政治力量历经挫折而创建现代沙特王国。

(一)沙特王国独特的建国路径

阿拉伯半岛似乎注定与伊斯兰教息息相关。正是在千余年来半岛伊斯兰教信仰悄然退化的背景下,具有独特宗教地缘的半岛再度迎来了近代伊斯兰教第一场原教旨主义运动——瓦哈比运动的兴起,再度改变半岛的命运,改写半岛的历史。

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年),出生于内志的宗教世家。他发起了一场正本清源的改革运动,以恢复伊斯兰教的本来面目为使命。①然而,与当年穆罕默德创教的命运类似,瓦哈卜在其故乡阿伊纳城的传教活动,遭到激烈反对。年前后,他辗转来到德拉伊叶,投奔阿奈扎部落的酋长穆罕默德·伊本·沙特(—年)。双方结成联盟,瓦哈卜依托穆罕默德·伊本·沙特的实力传播瓦哈比教义,后者则以瓦哈比教义为不竭的强大精神动力,开疆拓土,建立国家。沙特酋长国原本只是半岛上为数甚众的酋长国之一,在瓦哈比教义的强力支持下,首先在内志牢固地确立起自己的统治,开始建国历程。沙特政权旋即乘势出击,以势如破竹之势开疆拓土。在其鼎盛时期,其疆域和势力范围东到波斯湾和伊拉克中部,南抵印度洋,西达红海,北到大马士革和巴格达附近,成为“先知以后阿拉伯半岛上最大的王国”。②

然而,当时中东的国际格局不容强势崛起的第一沙特王国(—年)。奥斯曼帝国假新崛起的埃及之手,经过长达7年的战争,年消灭了第一沙特王国。瓦哈比派和沙特家族不甘失败,年,图尔基·本·阿卜杜勒在半岛中部苏达里部落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建立第二沙特王国(—年)。王国收复了除汉志以外的阿拉伯半岛的所有领土。年代以来,围绕王位继承,不断发生兄弟阋墙之事,国势日窘,终为夙敌拉希德家族击败,年沙特家族败逃科威特。

在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沙特家族两起两落,对半岛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上,事实证明二者的结盟使宗教氛围浓郁的半岛本土政治力量可以获得强劲的动力,有利于半岛的统一与发展。对于半岛这片具有独特宗教地缘特征的土地而言,高举《古兰经》的旗帜,以“为安拉之道而战”的名义,不只是开疆拓土的强大动力,更是再次以伊斯兰教教化自由不羁、叛服无常的半岛阿拉伯人的重要工具。其次,沙特家族从这两起两落中,获得强大的政治动力和自身的政治惯性,即恢复先辈开创的事业。沙特家族作为最古老的阿拉伯人的后裔,再加上高举瓦哈比派这面宗教旗帜为其统治增加的宗教合法性,第一沙特王朝和第二沙特王朝的鲜活历史记忆,使沙特家族享有统治半岛的“天赋权利”。第三,第一沙特王朝的灭亡留下的重要教训是,若想在强权林立的中东统一半岛,必须与周边强权周旋,合纵连横,纵横捭阖,为自己创造生存空间。否则,新生的实力不济的王国必遭灭顶之灾。第二沙特王国没有解决好王位继承问题,内讧不断,为拉希德家族所乘,终致亡国。

沙特家族在科威特卧薪尝胆,开始了建立沙特王国的新征程。开国君主阿卜杜勒·阿齐兹(—年,—年在位)乃一代明君,负有强烈的使命感。年,阿卜杜勒·阿齐兹率兵奇袭利雅得成功,开始复国历程。在10余年的时间里,先后征服盖西姆和哈萨,为恢复沙特家族的统治奠定了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卜杜勒·阿齐兹在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左右逢源,保存实力。年,乘半岛北部沙马尔国内讧,调集重兵消灭之,统一半岛北部地区。年,阿卜杜勒·阿齐兹消灭半岛西部汉志的谢里夫·侯赛因政权。至此,阿卜杜勒·阿齐兹征服了波斯湾至红海之间的辽阔地区,统一了半岛近4/5。翌年,阿卜杜勒·阿齐兹称“汉志、内志及归属地区国王”。年9月23日,阿齐兹国王颁布诏令,正式定国名为沙特阿拉伯王国。

(二)沙特阿拉伯国家构建与发展路径的独特性

与许多阿拉伯国家乃欧洲殖民势力人为制造相反,沙特王国的建立,是半岛本土政治动力的产物。半岛在世界文明版图与政治格局上的边缘地位,使之免遭大帝国和近代欧洲列强的直接统治。奥斯曼帝国实际只控制红海沿岸的汉志地区,近代以来欧洲殖民者只渗透到半岛沿海地区,地广人稀、落后干燥的半岛腹地成为“世外桃源”。半岛本土政治力量——沙特家族,以瓦哈比主义为精神动力,实现对半岛的基本统一。因此,沙特王国的建立,是沙特家族血雨腥风地南征北战、开疆拓土的产物。据估计,在—年间的征战中,发生了52次战役。①

与此同时,外部因素对沙特王国的建国与发展亦至关重要,虽然建国的原动力不是民族主义或国家独立诉求。阿齐兹国王从第一沙特王国和第二沙特王国的亡国之痛中汲取沉痛教训,与外来强权巧妙周旋,在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之间游刃有余,使王国得以顺利诞生。建国以后,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保障沙特王国的生存与发展。有趣而不无矛盾的是,沙特王国逆世俗化潮流而动,以(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立国,在宗教上相当保守,政治制度构建上严重滞后,却与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离开美国的支持,沙特王国的发展乃至生存是很难想象的。一方面,阿美石油公司在沙特王国实现石油的商业开采,使沙特王国顺利度过建国初期的财政困难,为现代化建设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美国为沙特王国提供了安全保障。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凸现了沙特王国在安全上的高度脆弱性及对美国的军事依赖。

沙特阿拉伯国家构建与发展的独特性,还在于宗教上的保守与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比肩而行。年既是第二沙特王国亡国之年,又是国家与宗教关系发生突变的年份。国家与宗教关系从政教结盟转变为政教合一。是年,瓦哈比派创始人瓦哈卜教长去世,沙特家族政治领袖被该派拥立为世代相袭的政教合一的教长。①阿卜杜勒·阿齐兹充分利用瓦哈比运动教化民众,为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奠定经济、社会和军事基础。

对于沙特王国国家构建而言,伊斯兰教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所谓以教立国,大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其曲折的建国历程中可以看到,宗教为沙特家族开疆拓土,统一半岛,建立国家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政治合法性。国家合法性与权力的渊源在于宗教,或真主的授权,这在半岛具有极为现实的政治和宗教意义;其次,从政教结盟到政教合一,沙特王国国家与宗教关系的天平逐渐向国家倾斜。无论先知穆罕默德迁徙到麦地那,抑或瓦哈卜教长依托沙特家族传教,均说明宗教并非与国家平行的力量,而是处于弱势。在政教合一的沙特王国,国家高于宗教,国家处于强势地位。—年,费萨尔实际主政期间,大力推进欧莱玛的国家化进程,欧莱玛控制的宗教机构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年大穆夫提去世,是沙特王国国家与宗教关系的重要转机。翌年,建立隶属于大臣会议的司法部。司法部下设两个最高宗教机构,即高级欧莱玛会议和高级卡迪会议;第三,正是在宗教机构国家化这个背景下,沙特王国国家与宗教关系出现新趋势。欧莱玛分流,出现反对沙特政权和国家职员化的欧莱玛的新原教旨主义反对派。年麦加事件,使沙特王国宗教气氛愈益浓厚,年登基的法赫德国王小心翼翼地改善与欧莱玛的关系。年,法赫德放弃国王头衔,正式采用“两圣地仆人”的称号。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不仅凸现沙特王国在国家安全上的脆弱性,而且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入驻沙特王国,引起激烈争论,沙特王国宗教上的保守性昭然天下。

与以教立国形成鲜明对比,沙特王国依托巨额石油美元,实现跨越式发展,发生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在短短数十年内,沙特王国实现了从游牧经济和绿洲农业向现代经济的飞跃。沙特王国在20世纪一百年中发生的突变,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王国的人口从年的万增加到年的万、年的万和年的万,年达万。以年美元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为美元,年猛增到美元,年回落到美元。年人均国民收入为美元。沙特王国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即从20世纪初的游牧和半游牧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跃进:年农业、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率分别为4%、59%、10%和37%。城市化率从年的16%猛增到年的58%,年为78%,年为86%,年达到88%。①

总之,沙特阿拉伯国家构建与发展路径具有独特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是宗教上的保守,另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急剧变革,二者反差极大。国家化的宗教机构赋予沙特王室合法性,经济高速增长与高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巩固了国家的政治基础。尽管如此,在沙特王国这样一个起点很低的传统国家,王位继承问题对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宁极为关键。

二、沙特王国王位继承的纵向考察

在王位继承上,沙特王国深受伊斯兰教及中古时代伊斯兰教世界权力传承模式的影响。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半岛盛行部落—家族统治,流行原始的协商推举制,或谓之“沙漠民主”。在此基础上,伊斯兰教发展出所谓的“舒拉”(在阿拉伯文里,“舒拉”意为商议、协商)。《古兰经》云:“他们的事务,是由协商而决定的。”(42∶38)又云:“当与他们商议公事。”(3∶)②

穆罕默德辞世前,没有钦定其继承人,更没有建立明确的继承制度。四大哈里发的产生,亦无定制,尽管以“舒拉”或协商推举为主。第一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年在位)和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年在位)由主要的圣门弟子推举产生。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年在位)由第一任哈里发钦定。年奥斯曼遇刺后,阿里(—年在位)在混乱中继任哈里发。总之,四大哈里发时期,推举与钦定相互交替,权力的继承并无定制,大体上沿袭原始社会末期“民主”推举的先例。倭马亚王朝(—年)的开创者穆阿威叶(—年,—年在位),开启了阿拉伯王朝哈里发世袭传统。

然而,主要由于阿拉伯部落传统和宗教原因,阿拉伯王朝未能发展出长子继承制。在前伊斯兰教时期,王位可以传给下一代,但并不必需父子相传。相反,亦可传给兄弟、叔叔等旁系亲属。根据沙里亚,包括非婚生子在内,所有儿子均平等合法,享有平等的继承权。③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均未发展出稳定运行的继承制度。13—16世纪,奥斯曼帝国虽然以直系传承为主,但是没有将长子继承制度化,最强势的儿子往往消灭其有竞争力的兄弟。马哈茂德一世(—年在位)引入“杀兄弟法”(lawofFratricide),赋予在任素丹杀戮活着的兄弟以消除潜在反叛者的权利。年,艾哈迈德素丹制定新规则,即“笼子”(khafes/cage)政策。把自己的儿子和侄子放逐到远离权力中心的宫殿,在需要一个合格继承人时再迎回都城。阿卜杜·哈米德素丹(—年在位)废除“笼子”政策。

(一)第一沙特王国与第二沙特王国继承模式

阿拉伯半岛并没有采取奥斯曼帝国的“杀兄弟法”与“笼子”政策。但沙特家族的继承模式颇成问题。不同支系争夺继承权,外部势力的介入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年间,共发生14次王位继承,其中只有3次没有争议。11次有争议的王位继承过程中,发生暗杀、内战和几次不流血的政变。①

年,第一个伟大的沙特领袖穆罕默德·伊本·沙特(—年在位)②与瓦哈卜结盟,第一沙特王国启动。他把王位传给长子阿卜杜·阿齐兹·本·穆罕默德(—年在位)。年,阿卜杜·阿齐兹将作战勇猛、战功赫赫的长子沙特·本·阿卜杜·阿齐兹(—年在位)立为王储,并得到瓦哈卜教长的鼎力支持。年,沙特长子阿卜杜勒继承王位(—年在位)。可见,第一沙特王国实行长子继承制。年,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大军,消灭第一沙特王国。年,图尔基·本·阿卜杜勒·本·穆罕默德(—年在位,第一沙特王国开国君主穆罕默德·本·沙特之孙)重建沙特政权,即第二沙特王国。他是阿卜杜勒·本·穆罕默德支系产生的第一位国王,年遭到谋杀,这是年第一沙特王国建国以来第一起政治谋杀。凶手为图尔基侄子米萨里支系的米萨里,掌权不到一年。第二个伟大的沙特领袖、图尔基之子费萨尔·本·图尔基(—年和—年在位)杀死米萨里,自立为王。年,埃及军队驱逐费萨尔,扶植傀儡哈立德·本·沙特(—年在位)。年,埃及从半岛撤军,哈立德被沙那云支系(Thunayan)的阿卜杜勒·本·沙那云·本·伊卜拉欣推翻,这是沙那云支系第一次掌权。年,费萨尔·本·图尔基成功逃出开罗的监狱,回到利雅得,恢复自己的统治和第二沙特王国的繁荣与稳定。可见,直到年,虽然发生多起政治谋杀,以及埃及军队入侵造成的王位非常态变更,但主流仍是父子相传。

然而,年之后,沙特家族围绕王位继承发生长达20年之久兄弟阋墙之争,为拉希德家族年消灭第二沙特王国埋下祸根。年去世的费萨尔钦定其长子阿卜杜勒·本·费萨尔(—年和—年在位)为王储,这位王储遭到其异母兄弟沙特·本·费萨尔(—年在位)的挑战。年沙特去世,其同胞兄弟阿卜杜·拉赫曼·本·费萨尔(—年在位)继任国王。—年,阿卜杜勒·本·费萨尔恢复王位。—年,阿卜杜·拉赫曼·本·费萨尔(以下简称阿卜杜·拉赫曼)恢复王位。①总之,年以后,费萨尔国王的几个儿子争夺王位,造成王位频繁、非常态更替。而且,王位继承制从过去的直系/长子继承为主,转变为旁系继承甚至旁系争夺、兄弟阋墙。

(二)沙特阿拉伯王位继承模式

人们总是力图汲取历史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年以来王位继承的混乱,以及由此造成的亡国之痛,促使沙特家族痛下决心,确定王位继承范围和王位继承顺序。阿卜杜·拉赫曼是重要的过渡人物。他—年曾任国王,—年再度担任国王,是联接第二沙特王国(—年)和沙特阿拉伯的关键人物。

阿卜杜·拉赫曼决心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建立自己的王朝。

首先,王位继承权被限定在拉赫曼支系。拉赫曼是开国君主阿卜杜勒·阿齐兹之父王,年退位,成为名义上的伊玛目,把王位禅让给执掌强大军事、政治力量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以使王位继承限制在拉赫曼支系内。在此过程中,阿卜杜勒·阿齐兹面临两大挑战:其一,来自于拉赫曼的兄长沙特的儿子们,即阿拉夫支系。按照阿拉伯人兄终弟继的王位继承惯例,他们享有王位继承权。年阿拉夫支系成员公开反叛。阿卜杜勒·阿齐兹刚柔并济,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采取怀柔策略,如通过政治联姻分化、拉拢阿拉夫支系成员,消除其威胁;其二,来自于贾卢维支系。以阿卜杜拉·贾卢维为首的贾卢维支系在建国过程中亦立下了汗马功劳。②阿卜杜勒·阿齐兹于年把阿卜杜拉·贾卢维派去治理盖西姆地区,年兼治哈萨地区,因此王国的东部地区归其管辖。直到年,贾卢维支系一直垄断东部省省长之职。阿卜杜勒·阿齐兹此举一箭双雕,安抚了贾卢维支系。王国东部地区归贾卢维节制,至少从行政级别上与出任汉志总督的费萨尔和内志总督的王储沙特并驾齐驱,三分天下有其一。事实上,贾卢维支系系沙特家族旁系,从未出现过国王。治理王国东部地区,远离政治中心内志和经济、宗教中心汉志,政治上逐渐边缘化,从而被排除在王位继承外。

其次,王位继承权限定在阿齐兹支系。沙特家族的历任酋长之相传,既有父子相传,又有兄终弟继的惯例。因此,在王位继承权限定在拉赫曼支系后,阿卜杜勒·阿齐兹异母兄弟穆罕默德及其后裔仍然可以继承王位。穆罕默德在建国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惯例,如果阿卜杜勒·阿齐兹先于穆罕默德去世,穆罕默德可以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即使王位传给了下一代,即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们,穆罕默德之子哈立德在年龄(介于阿卜杜勒·阿齐兹的长子沙特和次子费萨尔之间)和领导能力上,均是王位强有力的竞争者。穆罕默德明确表示继续支持阿卜杜勒·阿齐兹,但反对将沙特定为王储,实际上是反对将王位继承权限定在阿齐兹支系。阿卜杜勒·阿齐兹作为克里斯马型领袖具有强大的政治威望,足以使他应对各种挑战,赢得了整个王室对他的支持。①年4月1日,沙特王室发布了哈立德死亡的消息,穆罕默德再没有竞争王位的合适人选。至此,对王位继承权限定在阿齐兹支系的挑战随之消除。

历经创国艰难与国家建设之不易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决心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子孙,建立自己的王朝。他深知王位继承问题之关键与敏感,在把自己的儿子们培养成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以支撑王国上不遗余力。他先是着力栽培长子图尔基,但图尔基在年对沙马尔王国的征伐中病故。于是转而加强对沙特和费萨尔的政治历练,分别让他们执掌内志和汉志地区的统治权,以便在实践中砥砺成熟。在他为数众多的儿子中,沙特最年长,是王位的当然继承人。治国之难及新生王国面临的复杂环境,使他对沙特心存怀疑,有所顾虑,但是为了顺利地建章立制,年立沙特为王储,并得到了沙特家族所有支系的效忠。在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精心安排下,沙特的弟弟费萨尔亲自主持相关工作,使沙特顺利地成为王储,向沙特表示拥戴。“年的效忠仪式似乎预示着沙特家族的权力已经全部移交到阿齐兹支系,以及沙特家族对新的王室血统的认可。”②

可见,为了解决政权的传承问题,开国君主阿卜杜勒·阿齐兹初步建立起王储制度,即由国王指定王储,整个王室向王储效忠。年阿卜杜勒·阿齐兹去世,沙特顺利继承王位(以下称国王沙特),宣布他的弟弟费萨尔为王储,实现了权力的平稳交接。但王位继承顺序,即兄终弟继还是父子相传这个重大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王沙特即位后,培植自己的势力,“决心把国家的各个部和一些高级职务都交给他的儿子们掌管”。③看来,他似乎有意仿效父王,将王位传给其子。国王沙特年被废黜,他的弟弟、王储费萨尔登基。费萨尔是否有意将王位传给儿子?我们难以臆断,但事实是费萨尔不仅指定其弟哈立德(—年,—年在位)为王储,而且指定其弟法赫德(—年,—年在位)为第二王储。年费萨尔遇刺身亡,哈立德王储登基,其弟阿卜杜拉(年出生,年登基)为第二王储。总之,自国王沙特以来,王位的传承一直是在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之间,主要是依据年资传承的。

三、王位继承制度化趋势与面临的挑战

年阿卜杜勒·阿齐兹去世以来,沙特王国在王位继承制度构建上艰难摸索。但是制度构建成效有限,面临严峻挑战。

(一)王位继承制度化趋势

开国君主阿卜杜勒·阿齐兹决心解决王位继承问题。为此,他在有生之年做了两件事:首先,初步建立起王储制度。年完成建国,翌年便钦定其在世的长子沙特(—年,—年在位)为王储,确保自己驾崩后王位顺利交接。之所以选择沙特,主要是出于年资考虑。据说,他在钦定沙特为王储上曾经犹豫,甚或考虑过废除沙特的王储之位。显然,费萨尔比沙特更适合治理天下。他临终前嘱托这两个儿子齐心协力、效命王国;第二,责成费萨尔主持的汉志大臣会议制定王储制度。这既确立了王位继承制度,使王位继承有章可循,又确保“将相和”——“当时费萨尔是第一个表示拥戴他哥哥沙特(为王储)的人,也是第一个代表他接受(汉志人民)拥戴的人”。①

年沙特顺利登基,并宣布其弟费萨尔(—年,—年在位,后文简称费萨尔国王)为王储,初步显示出王储制度的优越性。然而,持续有年的沙特—费萨尔之争给沙特王国造成极大危险。不管人们如何评论国王沙特的治国之道和任人唯亲的传子之嫌,年国王沙特终被废黜,对沙特王国的王位继承造成深远影响:

第一,父子相传的渠道暂此终结。费萨尔国王竭力栽培他的儿子,尤其是沙特·本·费萨尔和图尔基·本·费萨尔。年费萨尔国王遇刺前,任命沙特为外交大臣。图尔基年出任王室顾问,—年任情报总局局长。但是,费萨尔国王在王位继承上遵循父王旨意,遴选具有治国安邦禀赋与才干的弟弟,立为王储,并创造条件,着力培养。

第二,为了防止苏德里集团独霸,实现家族内部力量的平衡,费萨尔国王致力于建立一个可以和平解决家族内部王位继承争斗的制度框架。资深亲王委员会作为国王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咨议机构应运而生,费萨尔赋予其在他去世后监督王位继承的权力。随着亲王越来越多地分享国家权力,费萨尔将沙特王室中有资历有威望的成员纳入资深亲王委员会。当时的7个成员代表着不同出身和不同代际的沙特王室成员。设置这个机构的目的,在于集结整个沙特家族的力量,以消解来自王室的对费萨尔时期决定的王位继承序列的挑战。它的设立在后来被证明是一个“及时的变革”。费萨尔遇刺后,资深亲王委员会很快被召集起来,此时其5位成员均为沙特亲王。在该委员会的监督下,由费萨尔指定的继承序列很快变成现实,哈立德继任国王,法赫德亲王为王储,阿卜杜拉亲王为第二王储。因此,资深亲王委员会在维护王储地位,特别是当费萨尔国王不幸遇刺后,在沙特王位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上发挥了巨大作用。①

费萨尔在王位继承制度化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在大臣会议与王储制度之间建立密切联系。

首先,大臣会议副主席、第二副主席职务的设立,使大臣会议与王储制度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对王位继承产生了重要影响。年10月,大臣会议建立,阿卜杜勒·阿齐兹任命王储沙特为大臣会议主席,沙特根据其父王旨意任命其弟费萨尔为大臣会议副主席。沙特即位后,兼任大臣会议主席,王储费萨尔留任大臣会议副主席,王储与大臣会议副主席之间初步建立联系。费萨尔即位后修订《大臣会议条例》,明确规定国王是当然的大臣会议主席,这有利于在王储与大臣会议副主席之间建立相对明晰的对应关系。自年起,哈立德亲王担任大臣会议副主席,费萨尔即位5个月之后,即被任命为王储。大臣会议副主席一职开始意味着此职务的担任者在王位继承上的优先地位,②与王储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此后,历任王储一般都担任大臣会议副主席一职,大臣会议副主席一职与王储之间的关系日益稳定化和明朗化,对沙特的王位继承制度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费萨尔力图为将来的王位继承建立相应的继承序列,③因此,他于年设立了大臣会议第二副主席一职,法赫德亲王首任此职。自创立这个职位以来,担任此职者在王储登基后自动成为王储,费萨尔不幸遇刺后,大臣会议第二副主席法赫德成为王储兼大臣会议副主席;哈立德去世后,大臣会议第二副主席阿卜杜拉也相应地成为王储兼大臣会议副主席。④因此继王储之后,大臣会议第二副主席也意味着在王位继承序列中的优先地位。与王储兼任大臣会议副主席相对应,大臣会议第二副主席就是实际上的第二王储。

其次,大臣会议成为培养、砥砺未来王储和国王的重要平台。大臣会议建立后,费萨尔先后担任外交大臣、大臣会议副主席和主席等职务,这些职务使他得以展现治国安邦之才,并最终在资深亲王的支持下登上王位。大臣会议对费萨尔之后的王位继承意义更为重大。在哈立德尤其是法赫德和阿卜杜拉成为王储的道路上,他们在大臣会议任职的经历和由此得到的政治锻炼成为其继任王储的一个重要资本。王储兼任大臣会议副主席之职,可以更多地参加国家内政外交方针的制定,尤其是在老国王年老病重期间,一般都由王储来处理国家的内政和外交要务,因此新国王履新容易,驾轻就熟。可见,大臣会议实际上已经成为沙特家族培养高级领导人的场所,而在大臣会议任职的经历也成为王室成员通向国家最高权力中心的跳板。在遴选王储时,在大臣会议任职的经历成为决定王位继承资格主要因素,是王室长老会议考虑的重点。

在沙特王位继承问题上,强势国王发挥着重要而又不无矛盾的作用。开国君主阿卜杜勒·阿齐兹确定王位继承范围和顺序,初步建立王储制度,贡献甚巨。但是,他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与制度构建原本是南辕北辙的。同样,费萨尔国王通过资深亲王委员会和大臣会议,有力地推进了王位继承制度化进程。相反,弱势而引发沙特王国政治难题的国王沙特,在王位继承制度化上做出了反面贡献。一度归于沉寂的王室长老会议,在国王沙特执政后期发挥重大作用,决定废黜沙特,拥立费萨尔为国王。费萨尔国王之后,主要由资深王室成员组成的王室长老会议的政治影响不断增强。它在王位继承问题上逐渐取代国王的影响而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并且逐渐担当起平衡家族内各支系势力,维护王储地位,保证王位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的重任。例如,年费萨尔遇刺后,王室长老会议紧急磋商,决定拥立哈立德王储为国王,法赫德亲王为王储。年法赫德登基后,欲立自己的胞弟苏尔坦亲王为王储,但资深王室成员为平衡沙特王室内各支系势力,不同意国王与王储出自一个支系,决定立其同父异母弟弟阿卜杜拉亲王为王储。法赫德国王只得认可,颁布敕令,立阿卜杜拉亲王为王储兼大臣会议第一副主席。①

(二)沙特阿拉伯王位继承面临挑战

迄今为止,沙特王国的王位在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之间传承。然而,这种兄终弟继的继承模式正面临挑战。阿卜杜勒·阿齐兹育子36人,年龄最小的幼子哈马德年出生,已经63岁。现任国王阿卜杜拉年出生,年登基时82岁,现已87岁。王储苏尔坦年出生,只比国王阿卜杜拉小一岁,现龄86岁。正如约瑟夫·A.克钦基亚(JosephA.Kechichian)所指出:“可以肯定,(王位)继承原则不是遭到个人或集团,而是时间的攻击。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们年事日高。的确,时间的流逝将无情地耗尽王国合格的王位继承人的供给,并引起统治者(快速)周转,这可能危及其统治。在资深亲王数量减少的同时,名第二代和第三代亲王有望加入排队的行列,却没有从他们当中遴选(国王)的一致标准。”①

沙特王室内部亦不乏大声疾呼的有识之士。年代初,呼吁民主改革的“自由亲王运动”领袖、阿卜杜拉国王的异母兄弟塔拉勒亲王(年出生),年6月6日便呼吁利雅得,“找到把君主之位移交下一代的稳妥之道,否则在老一代王室成员故去后面临权力斗争”。年,他进一步呼吁:“开始政治改革,引进新的(政府)基本法,或西方所谓的宪法”。塔拉勒强调,拟议中的宪法相当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社会公约,适应沙特阿拉伯的宗教与真正的传统”。塔拉勒看到了推进沙特王国现代化的必要,“包括赋予妇女更多的就业权利,允许她们驾车……限制利雅得巨大的军费开支,把权力移交给下一代”,因为“我们的问题在孙子们”,他们需要保障王位稳妥继承的新机制。②

面临严峻挑战和各界呼吁,沙特当局如何应对?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美军入驻沙特王国,极大地改变了沙特王国的政治氛围和政治生态。一股自由之风吹到阿拉伯半岛的沙漠,激起层层涟漪,保守的宗教界与心仪西方的开明人士展开较量。年11月6日,45名受过教育的精英妇女驾车示威,直接挑战禁止妇女驾车的禁令。翌年2月,43名开明人士发表致法赫德国王的公开信。公开信支持“现行统治制度”,呼吁建立协商会议,颁布“政府基本法”,限制宗教警察的活动及遏制严厉的新闻审查。3个月后,年5月,由多名欧莱玛共同签名的请愿书在埃及反对党派报刊发表,震动了法赫德国王和沙特家族。在这种形势下,法赫德国王年3月1日颁布《基本法》、《协商会议法》和《省组织法》。

年《基本法》不是宪法,却是具有宪法意义的重要文件。《基本法》在王位继承问题上首次做出明确规定。第5条第1款规定,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政治制度为君主制,而年汉志王国约法规定,沙特王国是君主立宪制伊斯兰国家(monarchicalconstitutionalIslamicstate)。《基本法》第5条第2款规定,国家的统治者将来自于开国君主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赫曼·沙特的儿子们及其后裔。根据《古兰经》和“圣训”,他们当中最睿智者接受效忠(宣誓),治理国家。第5条第3款规定,国王以敕令形式遴选和罢免王储。第5条第5款规定,国王驾崩时,王储接管国王的一切权力,直到举行效忠仪式。

年《基本法》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发出的信息是耐人寻味的。首先,对国王遴选、钦定和废黜王储的权力做出了明文规定。年登基的阿卜杜拉王储,虽然年起担任极为关键的国民卫队司令,—年担任大臣会议第二副主席,但在王室政治中缺乏同胞兄弟的支持,在政府系统内根基不深。他的3个儿子均在国民卫队任职。其次,“最睿智者”作何解释?“最睿智者”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一种解释是,年资不再是继承王位的首要资格。其他考虑包括“睿智”,加强了候选人的资格。另一种解释暗示,阿卜杜拉·阿齐兹的孙子与儿子一样,如今有资格成为王储,治国安邦。

法赫德国王颁布的年《基本法》,在王位继承问题大胆地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于缓解因阿卜杜勒·阿齐兹年事日高的儿子们继承王位引发王位的高周转率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如此看来,通过强化国王在王储废立上的地位与权力,可能越过第二代直接遴选第三代亲王,迎接新时代的挑战。然而,王室政治存在强大的惯性与势能。据说,当时的王储阿卜杜拉感到不安。年3月1日,颁布《基本法》当天,法赫德国王颁布另一道敕令,确认阿卜杜拉的国民卫队司令之职。国防大臣、大臣会议第二副主席、第二王储苏尔坦亲王同样深表关切,他可能面临自己更年轻的兄弟和侄子的激烈竞争。①

然而,历史总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惊人之处。年法赫德中风后,就未能彻底痊愈,阿卜杜拉王储摄政。年8月1日,法赫德国王病故,阿卜杜拉顺利登基,钦定苏尔坦亲王为王储。阿卜杜拉国王继续担任国民卫队司令,苏尔坦王储亦留任国防大臣,使人们对王室政治产生悬念。阿卜杜拉国王最重要的决定,是大臣会议第二副主席(即第二王储)的空缺。由于王储苏尔坦亲王只比他小一岁,第二王储暂时空缺有利于他在不引起动荡的情况下重新安排王位继承过程。据分析,内政大臣纳伊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亲王(年出生,年以来一直担任内政大臣)和苏达里七雄之一的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亲王(年出生,年以来担任关键的利雅得省长之职),可能成为第二王储。在第二代中,可能的王储候选人还有艾哈迈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苏达里七雄之一,年出生,年以来担任副内政大臣)。第三代正在冉冉升起的领袖级人物主要有:沙特·本·费萨尔(已故费萨尔国王之子,年出生,年以来担任外交大臣),图尔基·本·费萨尔(已故费萨尔国王之子,年出生,—年担任情报总局局长,年7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米塔布·本·阿卜杜拉(现任国王阿卜杜拉之子,年出生,年以来担任国民卫队副司令),哈立德·本·苏尔坦(王储苏尔坦之子,年出生,海湾战争期间担任驻沙特王国阿拉伯及穆斯林联军司令),穆罕默德·本·法赫德(已故法赫德国王之子,年出生,年以来担任东部省省长),瓦立德·本·塔拉勒(自由亲王运动领袖塔拉勒之子,年或年出生,大商人,积聚约亿美元财富,年被《福布斯》杂志列为世界第八大富翁,支持其父的政治改革倡议)。①

平衡王室内各支系力量,遴选“最睿智的”亲王为王储,是阿卜杜拉国王面临的严峻挑战。年《基本法》规定国王遴选和废黜王储,但具体的程序则语焉不详。法赫德国王没有实际行使这一重要权力。阿卜杜拉国王如何行使这一权力?年10月20日,阿卜杜拉国王颁布《王位继承效忠法》(TheAllegianceLawofSuccession),建立由下述人士组成的效忠委员会:开国君主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孙子,如果其父已经去世或失去行为能力;国王钦定的自己的一个儿子和王储的一个儿子。(第1条)国王驾崩时,委员会向王储宣誓效忠。(第6条)与委员会委员咨商后,国王遴选一个、二个或三个王储候选人,提交委员会。委员会需一致指定其中的一个为王储。如果委员会拒绝所有候选人,则要求委员会提名一个合适的王储(候选人)。国王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委员会提名一个合适的王储(候选人)。如果国王拒绝委员会提名的人选,委员会就在国王的人选与自己的人选之间进行投票,获多数票的提名者将被任命为王储(第7条)。关于王储产生的范围,《王位继承效忠法》明确规定,开国君主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和孙子(第12条、第13条)。②

由是观之,阿卜杜拉国王和沙特王室对王位继承问题存在很深的危机感。对于王室内部如何推举王储,在国王和王储不能治国理政甚至同时驾崩的情况下如何在7天内推举出新国王,以保障王室的统治,《王位继承效忠法》均做出了明确规定。与此同时,在阿卜杜拉国王登基前后,沙特王国政治发生些微而重要的变化:协商会议人数由人扩大到人;年上半年举行颇受欢迎的市政选举,利雅得投票率达到75%;阿卜杜拉国王宽恕异见分子,登基后一周,便释放了年3月被捕的3名立宪派人士;—年间,举行多轮全国对话,就妇女权利、教育问题、导致极端主义的原因、市政选举等开展对话和辩论。年初,沙特王国主要改革分子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领导下,提出反制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泛滥的最佳方式,是把沙特王国转变成君主立宪制国家。沙特王国重大政治改革并非全然没有可能,“的确,阿卜杜拉的高级顾问们已经考虑令人震惊的家族决定——把王国转变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一个需要多数高级官员一致同意的抉择。”③这恐怕才是解决王位继承与发展问题的根本路径。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