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不同的城邦，其社会制度也是很大的不同。在斯巴达，少数贵族依靠压迫另一种族而过活；在较贫穷的农业区，人们主要依靠耕种自己的土地而勉强度日；但在工商业繁荣的地区——例如雅典，自由的公民则使用奴隶而发财致富——采矿使用男奴隶，纺织则使用女奴隶。

关于古希腊城邦社会制度的情况，最初是由君主制过渡到贵族制，然后又过渡到僭主制与民主制的交替出现。不过，古希腊城邦最高的执政官并不象埃及和巴比伦的国王那样具有绝对的权力，他们不但要听从元老会议的谏言，其一切行为还要受到元老院的约束，若是城邦元首违背了习俗或法律，也会受到惩罚。

“僭主制”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坏政府，而仅仅指一个不是由传统政制习俗而掌权的人的统治。“民主制”即指全体公民的政府，但其中不包括奴隶与女人。早期的僭主就象美第奇家族那样，因为他们是财阀政治中最富有的成员而获得权力的。他们的财富来源，往往是占有金银矿产，并且由于伊奥尼亚附近吕底亚王国传来了新的铸币制度而大发其财。铸币似乎是公元前年以前不久被人发明的。

(古希腊的女性不能从政；美第奇家族是15-18世纪之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虽然不能说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意大利文艺复兴，但没有美第奇家族，意大利文艺复兴肯定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面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心脏是佛罗伦萨，那些最为人熟知的艺术家，多半与这座城市和美第奇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第奇家族统治了佛罗伦萨断断续续长达三个世纪，当听到马萨乔、多那太罗、波提切利、达·芬奇、拉菲尔、德拉瑞亚、米开朗基罗、提香、曼坦尼亚等等如雷贯耳的名字，或许还应该知道，有一个名字在这些文艺复兴巨匠的身后闪光，那就是———美第奇。)

对于希腊人而言，普遍存在的商业或海盗掠夺的行为，带给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使他们从外国学会了书写文字的艺术。虽然文字在埃及和巴比伦已经存在过几千年了，而且克里特人也曾有过一种文字（这种文字还没有人能识别），然而并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证据可以证明希腊人在公元前十世纪左右以前是会写字的。

古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学到文字书写的技术；而腓尼基人则是受到埃及和巴比伦共同的影响，而且在伊奥尼亚、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城市兴起之前，腓尼基人一直握有海上商业的霸权。公元前十四世纪时，叙利亚人给伊克纳顿（埃及的异端国王）写信仍然使用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但是推罗的西拉姆（公元前-年）已经用腓尼基字母了，腓尼基字母就是从埃及象形文字中发展出来的。

最初埃及人使用一种纯粹的图画文字；这些图画日益通行以后就逐渐地代表音节（即图形所代表的事物的名字的第一个音节），终于根据“A是一个射青蛙的射手”的原则而代表单独的字母了，而这些文字的改进，不是埃及人自己完成的，而是由腓尼基人最终完成的。

希腊人又从腓尼基人那里借来这种字母，并且还加入了母音而不是象以往那样仅有子音，从而就有了重要的创造，以适用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希腊字母由此诞生。毫无疑问，获得了这种语言便利的文字书写方法，大大促进了希腊文明的兴起。

荷马，是古希腊文明塑造的第一个圣贤。关于荷马的一切记载，几乎都是史学家的推测，但是大家公认的是：荷马是全才的学者而并非单纯一个诗人。或许《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书完成的时间约有年的光景，有人说是从公元前-年，而另有人认为《荷马史诗》在公元前八世纪末就差不多已经写成了。

荷马史诗现存的形式，是被庇西特拉图执政期间带给雅典的。从他那时以后，雅典的青年就背诵着《荷马史诗》，而荷马就成为城邦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在希腊的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斯巴达，荷马直到较晚的时期，才享有这样的声望。（古希腊语：Πεισ?στρατο?，公元前至年三次执政）

荷马的诗歌，好象欧洲中世纪的宫廷传奇一样，代表着一种已经开化了的贵族阶层的观点，它把当时在平民阶层中依然流行的各种迷信邪说，看成是下等人的东西而忽略过去。但是到了更后来的时期，也就是文明开始衰落之时，这些迷信又都重见天日了。

近代作家根据人类学而得到的结论是：荷马决不是原著者，而是一个修编者，他如同是一个十八世纪式的古代神话的诠释家，怀抱着一种贵族阶级文质彬彬的启蒙理想。在荷马诗歌中，代表宗教的奥林匹斯山的神祇，无论是在当时或是在后世，都不是希腊人唯一崇拜的对象。（就如同孔子修编《诗经》一样）

在平民阶层的宗教中，还有着更黑暗、更野蛮的成份，它们虽然在希腊智慧的鼎盛时期被压抑下去了，但是等到文明衰弱或政制恐怖的时刻就会迸发出来。所以每逢乱世便证明了，被荷马所摈弃的那些宗教迷信，在整个古典时代里依然继续保存着，只不过是半隐半显罢了。

任何地方的原始宗教都是部族的，而非个人的。人们举行一定的仪式，通过族人交感的魔力，以增进部族内的情感和利益，尤其是为了促进植物、动物与人口的繁衍生息。冬至的时候，一定要祈求太阳赐予更多的温暖；春天与收获季节也都要举行适当的祭礼，以祈求获得丰收。这些祭礼往往能鼓动伟大的集体的热情，个人的孤立感消失了，从而觉得自己与全部族人合为一体。（古希腊的原始宗教中，有对酒神的祭祀图腾，其中寓意有对丰收和生活的赞美；同时，也有对男性生殖器的图腾崇拜，这其中的寓意有一部分是对生命繁衍不息的赞颂。）

在全世界，当宗教演进到一定阶段时，做牺牲的动物和人都要按照祭礼被宰杀吃掉的。在不同的地区，这一阶段出现的时期也颇为不同。以人作牺牲的习俗通常都比把作为牺牲的人吃掉的习俗要持续得更长久些；就在希腊历史期开始时也还不曾消灭。特别是伊留希斯神秘教的象征主义，根本上是农业时代还保留着。

（在原始宗教中，祭祀活人是一种普遍现象，祭祀完毕后将被祭祀的人吃掉也会被认为是神的恩赐。祭祀活人，不只有古希腊原始宗教存在这种风俗，中国商代时期、农奴制下的西藏、印第安人、玛雅人等都有，只不过被祭祀的人有很类型，包括族内选拔出的人、罪犯或战犯、奴隶等；神秘宗教，又译“秘传宗教”，系古希腊－罗马时期普遍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各种秘密传授的宗教的统称。参加者需经严密的挑选、考验，被接纳后还须接受秘密的入会礼，然后才得聆听秘传的教义、教规和参加秘密举行的仪式，但皆不得外泄。教义和仪式一般甚为神秘，有的还夹杂有残忍的或疯狂的举动。各种神秘宗教往往对性生活和膳食问题抱极端的看法，有的必须参加纵欲狂欢，有的坚守禁欲和不准食用某些食物。较有代表性的如“俄尔甫斯教”、“毕达哥拉斯教”、“诺斯底派”、“巴坎纳利亚”、“大母神崇拜”等。）

必须承认，荷马诗歌中的宗教并不很具有宗教气味。神祇们完全是人性的，与人不同的只在于他们能够永生，并具有超人的威力。在道德上，他们没有什么值得称述的，而且也很难看出他们怎么能够激起人们很多的敬畏。

在被人认为是晚出的几节诗里，是用一种伏尔泰式的不敬在处理神祇们的。在荷马诗歌中所能发现与真正宗教感情有关的，并不是奥林匹克的神祇们，而是连宙斯也要服从的“命运”、“必然”与“定数”这些冥冥的存在。命运对于整个希腊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影响，而且这也许就是科学之所以能得出对于自然律的信仰的渊源之一。（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三大思想家之一，因为批判宗教束缚和君主专制，所以被认为是对习俗的不敬。罗素在讲到荷马史诗的时候提到这句话，意在说明荷马史诗对于希腊人追求自由、理性和科学的赞美，同时批判传统习俗所信仰的“神主导人的一切”这种观念。）

荷马史诗中的神祇们，乃是统治者的贵族阶级的神祇，而非耕种土地的平民所信奉的丰收之神。正如吉尔伯特·穆莱所说的：

“大多数民族的神都自命曾经创造过世界，奥林匹斯的神并不自命如此。他们所做的，主要是征服世界。……当他们已经征服了王国之后，它们又干什么呢？他们关心政治吗？他们促进农业吗？他们从事商业和工业吗？一点都不。他们为什么要从事任何老实的工作呢？依靠租税并对不纳税的人大发雷霆，在他们看来倒是更为舒适的生活。他们都是些嗜好征服的首领，是些海盗之王。他们既打仗，又宴饮，又游玩，又作乐；他们开怀痛饮，并大声嘲笑那伺候着他们的瘸铁匠。他们只知怕自己的王，从来不知惧怕别的。除了在恋爱和战争中而外，他们从来不说谎。”

荷马笔下的人间英雄们，在行为上也一样地令人不悦。为首的家庭是庇勒普斯家族，但是它并没有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榜样。

“这个王朝的建立者，亚洲人坦达鲁斯，是以直接对于神祇的进攻而开始其事业的；有人说，他是以试图诱骗神祇们吃人肉，吃他自己的儿子庇勒普斯的肉而开始的。庇勒普斯在奇迹般地复活了之后，也向神祇们进攻。他那场对比萨王奥诺谟斯的有名的马车赛，是靠了后者的御夫米尔特勒斯的帮助而获得胜利的。然后他又把他原来允许给以报酬的同盟者干掉，把他扔到海里去。于是诅咒便以希腊人所称为‘阿特’（ate）的形式——如果实际上那不是完全不可抗拒的、至少也是一种强烈的犯罪冲动——传给了他的儿子阿特鲁斯和泰斯提司。泰斯提司奸污了他的嫂子，并且因而便把家族的幸运，即有名的金毛羊，偷到了手中。阿特鲁斯反过来设法放逐了他的兄弟，而又在和解的藉口之下召他回来，宴请他吃自己孩子的肉。这种诅咒又由阿特鲁斯遗传给他的儿子阿加米侬。阿加米侬由于杀了一只作牺牲的鹿而冒犯了阿尔蒂米斯；于是他牺牲自己的女儿伊妃格尼亚来平息这位女神的盛怒，并得以使他的舰队安全到达特罗伊。阿加梅侬又被他的不贞的妻子和她的情夫，即泰斯提司所留下来的一个儿子厄极斯特斯，谋杀了。阿加米侬的儿子奥瑞斯提斯又杀死了他的母亲和厄极斯特斯，为他的父亲报了仇”。

《荷马史诗》最终的定稿，乃是伊奥尼亚的产物，伊奥尼亚是希腊小亚细亚极其邻近岛屿的一部分。至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荷马的诗歌才固定为目前的形式。也正是在这个世纪里，希腊的科学、哲学与数学开始了。（伊奥尼亚(Ionia，一译“爱奥尼亚”，，是古希腊时代地名，今天位于土耳其安那托利亚西南海岸地区。）

在同一个时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在发生着具有根本重要意义的事件。

孔子、释迦牟尼和琐罗亚斯德，大概也是属于这个世纪的。在这个世纪的中叶，波斯帝国被居鲁士建立起来了；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曾被波斯人允许过有限自治权的希腊城市——伊奥尼亚，则出现过一次未成功的叛变，这次叛变最终被波斯国王·大流士镇压，其中最优秀的人物都成了逃亡者。有几位这个时期的哲学家就是流亡者，他们在希腊世界未遭波斯奴役的各个城邦，来回游学穿梭，传播了局限于伊奥尼亚的文明。

（波斯拜火教创始人，被尊称“伊朗先知”，其宗教圣典《火教经》的作者。从历史进程来看，起步较晚的摩门教和基督教教义都受其影响。哲学家尼采就其教义，创作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而查拉图斯特拉便为琐罗亚斯德的波斯语译名。）

他们在周游的时候受到殷勤的款待。色诺芬尼也是一个流亡者，鼎盛期约当公元前六世纪后期，他说过：“在冬天的火旁，我们吃过一顿很好的饭，喝过美酒，嚼着豆子，躺在柔软的床上的时候，我们就要谈下面的这些话了：‘您是哪一国人？您有多大年纪，老先生？”希腊的其他部分，在沙拉米战役和平拉提亚战役中，继续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此后，伊奥尼亚也获得了一个时期的自由。

（赞诺芬尼司，又名色诺芬尼，约公元前年～前年或年，或公元前年～年。在古希腊文化史上，色诺芬尼一直是个被忽视的人物。他是古希腊游吟诗人、哲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埃利亚派的先驱。他对旧的宗教观念、传统恶俗等都持批判态度。他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反映了古希腊社会的变化和新需要，实际上也是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否定。塞诺芬尼提出了一套新的真知和理性教育理论。他对希腊古典时代的哲学和教育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