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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图片来源：berkeley.edu。JohnBlaustein拍摄

编者按在海外的华人，多少都有那些“令人不快”的经历。这些经历，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因为没有留下资料，均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少数的华人精英，通过媒体或者回忆，偶有提及。作为第一位在美国著名大学担任校长的田长霖，无疑是杰出华人的代表。但即便如此，在他成就事业的美国，也无法幸免，被歧视，被不公正地对待。有时，恰因为他的声名卓著，引来更大的麻烦——美情报部门对他的累积的材料达多页。在－年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其作的口述史采访中，他也提到了在美国所经历的种种不快，其中包括美国情报机构对他的骚扰和恐吓。本文主要根据他的口述改写而成，在原初似乎云谈风轻的讲述中，体味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暗藏的那份沉重。

撰文｜邸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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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战斗机一时马虎，田长霖的美国梦恐怕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年，从台湾大学（NationalTaiwanUniversity）毕业后，得了奖学金的田长霖准备去路易维尔大学（UniversityofLouisville）报道。

路易维尔大学位于美国中东部的肯塔基州。因为没有直航，田长霖和16名同学，乘坐着一架DC-3飞机，经日本冲绳、西太平洋的关岛、阿拉斯加，最后落地西雅图。飞机在经过阿拉斯加的时候，由于气温低，结冰过厚几乎坠机，降落除冰后才再飞。

那个时候，阿拉斯加还不是州，只是美国的领地。田长霖乘坐的飞机，飞行员连同机组人员也都是第一次飞美国大陆，都不知道要事先通知雷达或者地面的大陆航空司令部。结果，在他们飞入雷达区域后，没有任何警告，一架美国空军战斗机跟了上来，准备迎头痛击。最后时刻，飞行员看清了所谓的“敌机”有飞虎队的标记和国民政府的徽章，这才作罢。

当飞机飞抵西雅图，下机的那刻，田长霖几乎跪地亲吻地面，内心的无比激动夹杂着几分忐忑。美国，那个他想象中的自由之地，充满了机会，也充满着坎坷和意想不到的挑战。

感受种族隔离

在西雅图机场，同学们各奔前程，大多数直接转机，飞赴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田长霖囊中羞涩，只得坐灰狗巴士，来一趟72小时不停车的旅程。好在，年轻的田长霖倒也不觉得太无聊，还可以借机领略沿途的异国风光。

等车最终到达路易维尔车站时，眼前的景象让人十分诧异——

无论是在餐桌、饮水处、卫生间，眼见之处，黑人、白人“泾渭分明”，黑人只有一些特定的聚集区域。

年，肯塔基在Mason-Dixon线之下，尚有吉姆?克劳法（JimCrowlaws）。这一法律要求对非裔美国人施行种族隔离。

“总的来说，也还行。即使是在种族隔离的气氛里面，南部的人实际上对外国人，对客人还是很热情，很好的。甚至，他们对口中称为黑鬼（Negroes）的黑人都不错，只要这些人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他们对黑人，就像对自己的狗。只要这些人安守本分，主仆之间还是有感情的，就像狗和主人的感情那样。所以，我学到很多。”田长霖回忆道。

初来乍到，作为穷学生，田长霖和同学三人合租了一间卧室；他从不去饭馆吃，也不去学校食堂（因为太贵），经常是走十个街区到黑人区，吃便宜的，比如“灵魂料理”。奖学金每月75美元，除去租金15美元，洗衣、吃饭等日常支出25美元，剩下的20美元，他还得寄回台湾的家里，偿还借贷。

有意思的是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车去市区的经历——他不清楚自己究竟该坐在哪里。公车的前排座椅是属于白人的，黑人统统只能坐在后面，田长霖就试着站在司机旁边。司机好心地说，站这里太危险了，你要不就坐前面吧。

“因为我是客人嘛。”田长霖说，“不过，那次以后，我就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一整年我都没有在坐公车，即使是去市区，部分是因为我不想再经历那样的事，部分是因为我想省车票。最后，我就走一个小时到市区，办完事，再走一个小时回来。”

中国佬

在路易维尔的12个月里，田长霖接触到的教授们，绝大多数都好，但只要有一个坏，就足以让你过得悲催。

田长霖曾担任这位教授的助教，坐在同一间办公室的角落里。这位教授年纪很大，来自南方，根本无法改变他那种充满歧视的态度。两人过得去的前提是，田长霖得承认自己是来自亚洲，天然低一等。

这位教授还经常叫田长霖“中国佬”（Chinaman）——他就一直这么叫，好像跟没事一样。

“我当时是助教，他就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有时候半开玩笑的说，这个中国佬，啥都不懂，傻子一样。我是他的学生的助教，他就当着学生面这么说。我很难受，但又不知道怎么应对。我甚至都没意识到，中国佬是个贬义词，我还乐呵呵接受了。”田长霖回忆道。

周围的人不傻，向他解释过Chinaman的含义后，田长霖明白了，但他还是很有顾虑——

如果他正面刚这位教授，可能会丢掉奖学金，如果没有奖学金，那就得滚蛋回家。可如果任由这位教授，那忍受的滋味不好受。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还有等着来美国的未婚妻，田长霖两天两夜都睡不着觉。

“最后，我的很多朋友和技术员，其他办公室的秘书和助手，知道这事后都和我说，你该过去，和这位教授说，以后不要再叫你中国佬。我说，为啥，我从中国来，这词正合适，或许他是喜欢我。他们说，不是，这词十分的冒犯，这词一点都不好。”田长霖说。

就这样，在周围人的劝说下，田长霖鼓足勇气走了过去，“教授，以后请不要再叫我中国佬。”

“有什么不妥么？”这位教授问，用那种南方人特有的腔调。

“我知道这不是个好词，你应该叫我名字。”

“我这么叫你已经两个月了，不是很好么？”这样的反问很有意思。在南方，只要你知道自己的地位，你是第二等，第三等人，他们就貌似对你还不错，可一旦你要挑战这种尊卑等级，他们的态度也会陡然改变。

“那今后我叫你啥？”这位教授问。

“叫我C.L.或者长霖，或者长，或者霖，或者田。”

“我怎么能记得住这么乱七八糟的奇怪名字。Ding-dong,ching-chong，我记不住这么奇怪的名字。”

“教授，如果你记不住，可以，但以后别叫我中国佬了。”田长霖愤怒地说。他说完这话，转身就走。

这次当面的“沟通”果然起了效果。接下来的十个月，这位教授倒也真的不再叫他中国佬了，只是也不叫他名字——他要维持他不会叫中文名字的立场。

而田长霖也保住了自己的尊严，没有丢掉奖学金。他还和以前一样和这位教授交往，但也要小心翼翼不要得罪他。当然，偶有犯错的时候，还是会吃到苦头。

就有这么一次让田长霖记忆终身的惨痛经历。

当时，作为助教的田长霖正在上蒸汽涡轮实验室。这位教授讲完开场后说，“你要不上去，关下蒸汽阀门？”田长霖顺着梯子爬上去，关了阀门，就在下来的时候滑了一下，手不自主地摸了一下旁边的管子。那根管子是高温蒸气管，田长霖的皮肤立即就烫伤了。

“我下来，已经流血了，我不能说，我知道如果我说了，他肯定会当着全班的面说，你个笨蛋，啥都不知道，怎么能摸那个管子呢？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又流汗、又颤抖，还留着血。我把手放进兜里，等着他赶紧结束这次课。”田长霖回忆道。

通常，教授讲完走后，田长霖还要留着，看学生进行实验操作。这次不一样，等这位教授走后，田长霖就立即和学生说，“我得离开五到十分钟，干点要紧的事。”此时，他已经虚脱，浑身出汗，赶紧跑去诊所做包扎。

“那晚，我真的是哭了，这真是太难了……这些经历让你变的强大。我觉得有时候你必须得有耐心，即使是有极大的苦痛，也要忍。我觉得，你要经常去想，最好的处理的方式是怎样的；我得考虑周全，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田长霖说。

在路易维尔呆了一年，拿到硕士学位后，他就离开了那里。

他的下一站是名气更大的普林斯顿，两年后，他拿到了博士学位。接着，他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机械工程系；三年后，也就是年，年仅26岁的他，尽管操着浓重的中国口音，获得了该校的杰出教课奖。此后，他的职业生涯顺风顺水，两年后，升任终身副教授，年仅29岁。

政治态度的变化

在获得终身教职之前，除了教学和科研，田长霖几乎不参与学校和系里的活动，连华人社区的活动也不参与。如今职业上的安全有了保障，又赶上言论自由运动风卷校园，他对社会、政治发生了兴趣，与此同时，他的政治态度也有了变化。

起初，用田长霖自己的话说，他是非常反共产主义的。他说，他家本身是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牺牲品，像难民一样被赶到了台湾。即使是去了美国，在很长的时间里，无论是在路易维尔、普林斯顿还是伯克利早期，田长霖对共产主义都是势不两立——

“任何有关共产主义的，我都是绝对反对，”他说，“也因为这个，我也被保守的政治立场深深吸引。所以，如果按照美国的说法，我是极右翼。因为我的家庭遭遇，等等，我其实是非常右。在64，65年越南战争的情形下，我是完全支持赴越作战，支持美国军队，支持总统LyndonJohnson说的战争和其他事情。曾经，我一直是极右翼。”

不过，当成为一名学者，开始阅读《纽约时报》或者《华盛顿邮报》等报刊，他的政治立场逐渐发生了改变。在获得终身教职时，他一方面支持言论自由，也支持对越用兵；在四年后成为正教授时，他却变成了反越战，甚至是极其反对。

当时，在伯克利的校园里，有学生组织起来反对教授参与政府项目，尤其是和军事有关的项目，抗议教授得到空军、海军或者国防部的支持。可政府也十分强势，宣称如果不拿国防部的钱，那也别拿美国国家卫生院、美国国家基金会或者任何政府部门的钱。这让很多教授左右为难。好在田长霖不拿国防有关的钱也活得可以。

同时发生改变的，还有他对大陆和台湾关系的看法。

田长霖的长子、曾担任香港大学工程系主任的NormanC.Tien在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他到了这（伯克利）不久，就有了言论自由运动和越战。这种气氛让人质疑传统思维，鼓励不同意见。我记得父亲说过，在他刚到美国时，对大陆和台湾关系是固持己见的。他说，那个时候，如果有谁说 政府的任何不好，他一定会予以回击。不过，随着时日渐长，他对大陆和台湾事务的观点变得开阔，和海峡两岸都走的很近。这种认识部分源自他泡在东亚研究图书馆，每天读中国大陆的报纸、杂志。他告诉我，只有读全了报纸，才能知道一件事的各个层面，然后你才有自我判断。这些年月让他成为一个更开阔、更宽容的具有全球视野的人……”

政治态度的改变，尤其是对中国大陆的同情，为他之后遭受情报部门调查埋下了伏笔。

被情报部门盯上

田长霖受到美情报部门监视，始自年之后的多次中国之行。

年6月，他和几位华人教授一起访问了大陆一个月。他是在年14岁随父母到了台湾，在台湾读完中学、大学后才赴美深造。那次是他24年来首次回访故土。

在解密的美国联邦调查局页的材料中，中国之行标记的代号是，意思是属于反间谍一类。事实上，除了在他职业生涯后期做的背景核查的材料，剩下的都是。田长霖基本上被情报机构当作间谍在调查。

情报部门搜集各种资料和人证，力图证明田长霖参与了中国的统战（theMovementforChinaUnification）；田长霖是“非常倾向于中国共产主义”等等。

在档案中，联邦调查局曾摘要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