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过去是个极富野心的活动——旨在用来改良人类的基因组成。年，将统计方法应用于遗传研究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Galton）爵士创造出“天生优良”这个名词。1他使人相信，遗传影响才能及特质，他认为“连续几代明智审慎婚姻，以产生天分极高的人类种族”是有可能的。2他呼吁让优生学“像新的宗教一样，深入国民的内心”，鼓励有才能的人怀抱优生学的目的选择配偶。“自然界盲目、缓慢、毫不留情的作为，人类可以有远虑地、快速地、温和地进行……改良我们的血统，在我看来是我们能够合理尝试的最高目标。”

旧优生学

高尔顿的想法传播到美国，于20世纪初的几十年引发了流行运动。年，生物学家及优生学改革者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B.Davenport）在长岛冷泉港开办优生学资料室，任务是派现场调查工作者到全国的监狱、医院、救济院和精神病院，去调查和搜集所谓的身心障碍者的遗传背景资料。依照达文波特的说法，这个工作是要给“全国人类原生质的主要品种”编目录，希望这些数据能够提供优生学的工作基础，防止遗传不健全的生育。

这次关于除去所有不健全原生质的改革行动，不只是种族主义者和狂热者等一小撮人发起的运动。达文波特的工作得到卡内基研究所（CarnegieInstitution）、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大亨哈里曼（E.H.Harriman）的遗孀和继承人以及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D.Rockefeller）的资助，当时带头的改革者集体致力于优生学的目标。老罗斯福总统写信给达文波特：“有朝一日我们会意识到，正确类型的好公民主要的和不可避免的责任，是把他的血统遗留在人世；我们没有职责允许错误类型的公民生育后代。”女性主义先驱及生育控制提倡者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Sanger）也信奉优生学：“健康的人生育较多孩子，不健全的人生育减少——是生育控制的主要议题。”

一部分优生计划是鼓励性质和教育层面的。美国优生学会与全国州博览会的家畜比赛一起，主办“健康家庭”竞赛。参赛者提交优生学履历，通过医学、心理和智力测验，最健康的家庭将赢得奖杯。到了19世纪20年代，全国所大学院校教授优生课程，给享有特别恩典的美国年轻人生育义务的警示。

然而优生运动也有严苛的一面。优生学提倡者游说立法，阻止不受欢迎的基因繁殖，年印地安那州正式通过第一条强制精神病患、受刑人和贫民节育的法律，最后，29个州通过强制绝育的法律，超过6万个基因“有缺陷的”美国人接受绝育手术。

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恶名昭彰的巴克对贝尔诉讼案件中，支持绝育法律符合宪法的议案。诉讼案有关一个17岁的名叫卡丽·巴克的未婚妈妈，因弱智被送往弗吉尼亚收容所接受绝育手术。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在8∶1多数支持绝育法律的意见书中写道：“我们见过不只一次，公众的福祉在召唤着最好的公民奉献他们的生命。如果不能要求已经让国家大伤元气的人做很小的牺牲，那就太奇怪了……支持强制接种疫苗的原则，便包含截断输卵管。与其等着处决犯罪的不肖子孙，或是任他们因弱智而挨饿，不如阻止明显不健全的人繁衍后代，这对全世界而言都比较好。”提到卡丽·巴克的母亲和她的女儿都被发现有智力不足的事实，霍姆斯总结道：“3代弱智已经足够了。”

美国的优生法在德国有了仰慕者——阿道夫·希特勒。他在《我的奋斗》中叙述了对优生学的信仰：“要求阻止有缺陷的人繁衍同样有缺陷的后代，是理由再充分不过的要求，如果系统地执行，能表现出人类最人道的行为，将省去数以百万计不该受的不幸苦难，因而将带来健康的总体改善。”希特勒于年掌权，执行影响深远的优生绝育法，这引起美国优生学家的赞赏。冷泉港的出版物《优生学新闻》公开该法的逐字翻译，并且自豪地指出其与美国优生学运动提出的模范绝育法的相似之处。优生学的情绪在加州高涨，年的《洛杉矶时报杂志》刊登了一则纳粹优生学的乐观报导，“希特勒为什么下令：‘不健康的都绝育！’”令人振奋的头条新闻这样写到，“德国或许有了新风貌，让美国和全世界的其他国家都无从挑剔。”

最后，希特勒推行的优生学超出了绝育的范畴，变成了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纳粹暴行的消息促成美国优生学运动的撤退。非自愿的绝育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减少，但还是有些州继续实施到70年代。和年，在新闻调查使过去优生学的残酷行为引起公众注意之后，弗吉尼亚州、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北卡罗莱纳州和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向被强制绝育的受害人发表正式道歉。

如今，优生学的阴影笼罩在基因工程和改良的争辩上。批评基因工程的人认为，人类的无性克隆、基因改良和要求订做孩子，完全是“私有化”或“自由市场”的优生学。拥护基因改良的人回应，自由的基因选择不是真正的优生学，至少不带有字面上所表达的贬义色彩。他们辩称，既然摆脱了高压政治这一元素，优生学就再无理由遭到反对。厘清优生学的教训，是探讨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的另一种方式。纳粹使得优生学声名狼藉，但是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优生学之所以引起反对，只因为高压强迫的关系吗？或者以非强制的方法控制下一代的基因组成，也有什么不对吗？

自由市场优生学

来看看最近的一项优生政策在没有强迫的情况下自行停止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担心，受高等教育的新加坡妇女会比教育程度低的妇女生育较少的孩子。“如果我们持续以这种不平衡的方式生育，”他说，“将无法维持现有的水平。”他害怕后代会“人才枯竭”。为了避免衰退，政府制定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结婚生子，例如，政府提供的网络约会服务、奖金鼓励受高等教育的妇女生育、在大学开办求婚课程，以及为单身的大学毕业生免费提供“爱之船”邮轮旅游等。同时，给没有高中文凭的低收入妇女美元，作为购买廉价公寓的首付款——假如她们愿意绝育的话。

新加坡的政策给了优生学一个自由市场的回旋余地，政府没有强迫无此意愿的公民忍受绝育，而是付钱给他们去结扎。可是认为传统的优生计划在道德方面很可憎的人，似乎觉得新加坡的自愿版本一样令人不安。有人会抗议美元的诱因跟高压强迫是类似的，特别是对生活没有前途的贫困妇女而言。甚至也有人会抗议，招待有特权的人搭乘爱之船邮轮，是集体主义计划的一部分，它侵扰了人们应该自由决定的生育选择，而这种选择是不应该在国家的强制手段和监视下进行的（据称，这些政策在痛恨被催着为新加坡“繁殖”的妇女当中很不受欢迎）。不过反对优生学还有其他理由：即使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经过审慎的设计以决定子孙基因特质的野心，都是不正当的。近来，相对于出现在国家发起的优生政策中，这种野心更经常出现在使父母得以挑选理想孩子类型的生育技术中。

假如可以自由选择，而不是由政府强加，跟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一起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Watson），就不认为基因工程和改良有不对的地方。不过，对沃森而言，他选择的措辞体现出旧优生学的“情怀”。“假如一个人真的很笨，我会说那是一种疾病，”沃森最近告诉伦敦《泰晤士报》，“智力较低的10%的人真的有困难，即使在小学也是如此，原因是什么？很多人会说：‘嗯，穷嘛，这一类的原因’，然而很可能不是，所以我想要摆脱困难，帮助那智力较低的10%的人。”

几年前，沃森发表过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观点：如果发现了同性恋的基因，不想要生同性恋小孩的怀孕妇女，应该能自由地使怀着的胎儿流产。正值他的言论引发骚动之时，他回应说，他不是单单要挑出同性恋，只是在主张一个原则：妇女应该能基于任何遗传偏好的理由，自由中止怀胎——不管测试显示孩子天生会有阅读障碍，还是缺乏音乐天分，还是太矮不能打篮球等。

对于主张给胚胎或胎儿全面法律保护的反堕胎者而言，任何流产都是无法形容的罪行，沃森的方案并没有向他们提出特别的挑战。但是对于不赞同生命权立场的人而言，沃森的方案提出了难以回答的问题：假如打算堕胎以免生出同性恋或是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在道德上是令人不安的，那不是表明，按照优生偏好行事是不对的，即使不涉及高压

强迫也是一样？

或者我们考虑一下精子和卵子的市场。人工授精允许准父母采购具备理想遗传特质的配子，这个订做孩子的方法，比无性克隆或胚胎植入前的遗传诊断更不可预测，但却提供了很好的生育实践的例子，在此，旧优生学遇上新的消费主义。回想一下出现在某常春藤联盟名校报纸上的广告，提供5万美元给捐赠卵子的年轻女性，她必须至少5英尺10英寸（.8厘米）高、体格健壮、没有主要的家族医疗问题、学术能力测验总成绩在分或以上。最近，有个网站登出一个时装模特儿的照片，声称要竞标她的卵子——由美元到0美元起标。

如果有任何理由的话，究竟是基于什么理由，使卵子市场会在道德层面引起反对？既然没有人被迫去买或卖，就不可能是因为强迫而有错。或许有人会担心，提供给贫穷的妇女拒绝不起的馈赠，是用可观的金额对她们进行剥削。可是经过精心设计而卖到最高价的卵子，更可能从享有特权的人身上找到，而不是穷困的人。假如优质卵子的市场给了我们道德疑虑，就表明优生学的考虑即使有了选择的自由还是不得安宁。

以下两家精子库的故事有助于说明原因。美国最初的精子库之一——精种选择储蓄所，不是一家商业性质的企业，而是优生学慈善家罗伯特·格雷厄姆（RobertGraham）为致力于改善世界的“遗传物质”以及对抗日渐“退化的人类”于年开办的。他计划收集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精子，提供给寻求精子捐赠者的妇女，希望孕育出超级聪明的宝宝。可是格雷厄姆无法说服诺贝尔奖得主捐赠精子给他怪诞的计划，所以他退而求其次地收集大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的精子。这家精子库于年关闭。

相反地，世界最大的精子库之一，加州精子库是营利性的公司，不具备优生学的使命。联合创办人凯皮·罗恩曼（CappyRothman）医师极为轻蔑格雷厄姆的优生学，然而加州精子库征求精子捐赠者的标准并没有比格雷厄姆宽松。加州精子库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和加州的帕洛阿尔托有办公室，一个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另一个靠近斯坦福大学。它在校园报纸上登广告征求精子捐赠者（每个月付费高达美元），而在应征者当中只接受不到3%的精子捐赠者。

加州精子库的营销材料宣扬的是，他们的精子来源是极富声誉的。捐赠者目录刊载了每一位精子捐赠者的身体特质、种族出身和大学主修课程的详细资料。潜在顾客如果额外付费，还可以买到评估精子捐赠者的性情和个性类型的测试报告。罗思曼说，加州精子库的理想精子捐赠者要有大学文凭，6英尺（厘米）高，褐色眼睛、金头发和酒窝——不是因为公司想要繁殖这些特质，而是因为这些是顾客想要的特质。”假如我们的顾客想要高中辍学生，我们就会给他们高中辍学生。”

不是每个人都反对买卖精子，可是任何担心诺贝尔奖精子库优生学的人，应该一样会担心消费者导向的加州精子库。根据精确的优生学目的订做孩子与根据市场指示订做孩子之间，到底有什么道德上的差别？无论目标是改善人类的“遗传物质”，还是满足消费者的喜好，由于两者都是使孩子成为精心设计的产品，因而都在优生学的范围之内。

自由主义的优生学

在这个研究基因组的时代，不论是在基因改良的反对者还是赞成者之中，优生学都再度被谈起。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英美政治哲学家的学派提倡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优生学”，意为不限制孩子自主权的非强迫基因改良。“尽管老派的极权主义优生学试图生产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国民，”尼古拉斯·阿加写道，“新的自由主义优生学的明显标志是国家的中立立场。”政府可能不会跟父母说要设计哪一类型的孩子，父母只会改造孩子增进能力的特质，并不会对孩子人生计划的选择存在偏见。

最近一本有关遗传与司法的教科书，由生物伦理学家艾伦·布坎南（AllenBuchanan）、丹·布罗克（DanW.Brock）、诺曼·丹尼尔斯（NormanDaniels）和丹尼尔·威克勒（DanielWikler）合著，书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那些给优生学带来坏名声”的做法，“未来优生计划或许能避免”。旧优生学的问题是，沉重的责任不成比例地落在弱势和穷人的身上，他们不公正地受到隔离和绝育。但假如基因改良的利益和责任能公平的分配，这些生物伦理学家认为，那么，优生学的措施就不会受到反对，还可能有道德上的需要。

法律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Dworkin）也赞成优生学的自由版本。有野心“使人类未来一代的生命更长、更充满才能并因此更有成就”没有什么不对，德沃金写道，“相反，如果扮演上帝意味着努力去改良人类，决心用我们蓄意的设计来改进上帝慎重地或自然盲目地进化了千万年的人种，那么道德个人主义的首要原则统领着这份努力。”自由意志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Nozick）提出“基因超市”，让父母能够自行构思订做孩子，而完全不增加整个社会的负担：“超市的制度具备很大的优点，即不涉及任何旨在修改未来人类类型的政府强制决策。”

连约翰·罗尔斯也在他年的经典著作《正义论》中，为自由主义的优生学提供简短的支持论证。即使在同意分享基因乐透彩所有利益和责任的社会里，罗尔斯写道，“拥有更好的天赋还是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它能够使人追求更好的人生计划。”社会契约的当事人“想要确保后代子孙有最佳遗传天赋（假定自己的遗传能力被修正了）”，因此优生政策不但是可容许的，在正义上也是必需的。“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需要采取措施，至少保存一般水平的先天能力，并预防严重缺陷的扩散。”

虽然自由主义的优生学没有旧优生学那么危险，但同样也不那么理想。20世纪的优生学运动自有其诸多愚昧和黑暗面，却是在渴望改进人类或促进整个社会的集体福祉的宗旨下应运而生的。自由主义的优生学来自缩小的集体抱负，它不再是社会改革运动，而是享有特权的父母得到想要的孩子类型，并指导孩子在竞争激烈的社会获得成功的方法。

自由主义的优生学尽管强调个人选择，却比乍看上去暗含着更多的国家强制。赞成基因改良的人不认为借由教育跟借由基因改良来改善孩子的智力，有什么道德上的区别。重要的是，从自由主义的优生学观点看来，侵犯孩子自主权或“开启未来的权利”的，既不是教育也不是基因改良。假如所增进的能力是“通用的”，也不指引孩子往特定的职业或生活计划发展，那么这在道德上就是容许的。

然而，赋予父母促使孩子幸福的责任（同时尊重他们开启未来的权利），使得基因改良变得不但是可容许的，而且还是义不容辞的。就像国家可以要求父母送孩子去上学一样，那么也可以要求父母利用基因技术（假如是安全的）来提升孩子的智商。关键在于，所增进的能力是“通用的，实际上在实施任何人生计划时都有所用……这些能力越确实接近通用，鼓励甚或要求对这些能力进行基因改良，所遭到的反对就会越少。”只要对自由的“道德的个人主义原则”有正确的了解，基因工程不但被允许，而且还会被“下令努力”、“使人类未来世代的生命更长、更充满才能，并因此更有成就。”因此，自由主义的优生学完全不排斥国家强制的基因工程；它只要求基因工程尊重被设计出来的孩子的自主权。

虽然自由主义的优生学受到许多英美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支持，德国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尤尔根·哈贝玛斯（JürgenHabermas）却表示反对。哈贝玛斯对德国黑暗的优生学过往了如指掌，他反对胚胎筛选的使用和将基因干预用于非医疗的改进。他反对的理由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他相信自由主义的优生学完全是基于自由主义的前提，不需要引用精神上或神学上的观念。他对基因工程的批判并“没有放弃后形而上学思维的前提”，意思是说，它并不依赖于关于美好人生的任何特定观念。哈贝玛斯赞成约翰·罗尔斯所说的，由于处于现代多元化社会的人们在道德和宗教方面意见不一，一个公正的社会不应该在这些争论中偏袒任何一方，而是要给每个人同样的自由去选择和实践自己对于美好人生的观念。

哈贝玛斯认为，由于侵犯了自主和平等的自由原则，基因干预用来选择或改良孩子会引起反对。之所以侵犯自主权，是因为基因计划养成的人无法把自己看成为“个人生活史的唯一作者”。并且由于破坏了亲子之间“人与人原本自由和平等的对称关系”，它破坏了平等原则。这种不对称的方式是这样的，一旦父母成为孩子的设计者，无可避免地也需为孩子的人生负责，这样的关系不可能是平等互惠的。

哈贝玛斯反对优生学的养育方式，这是对的，可是认为反对的依据能够仅仅依靠自由的条款就错了。赞成自由主义优生学的人声称，订做的孩子在基因特质方面的自主性，并不低于自然生下来的孩子，这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实际上假使没有优生学的介入，我们也不能自行选择遗传特质。至于哈贝玛斯对亲子之间的平等互惠的担心，赞成自由主义优生学的人会说：“这种担忧虽然是正当的，但不只适用于基因的干预。”强迫孩子从3岁开始就不断地练习钢琴，或是强迫孩子从早到晚不停地打网球的父母，也在孩子身上发挥了不可能是平等互惠的支配能力。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问题在于父母的干预，不管是在优生学还是环境上，都会损害孩子选择人生计划的自由。

自主和平等的道德标准无法说明优生学哪里不对。不过哈贝玛斯进一步的论证剖析得更为深入，超越了自由主义的限度或“后形而上学”的考虑。他的想法是：“我们感受自由时都会有个参考的依据，这个参考就其本质而言，不是经过安排的。”要认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必须能将自己的出生归因于“排除人为操作的开始”，一个来自“像是神或自然——而不是其他人安排的起点。”哈贝玛斯接着表明，出生“是自然的事实，符合建构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开端的概念要求。哲学绝少提出这个问题。”他在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的作品中发现一个例外，她将“出生”——把人类是“生出来”而不是“做出来”的事实，看成是他们具有采取行动的能力的条件。

哈贝玛斯断言，“非人为安排的生命开始的偶发性，与赋予人类生命道德形态的自由之间是有联系的。”由此我想，他触及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对哈贝玛斯而言，这个联系是关键，这说明了为什么经过基因设计的孩子，在某个程度上对另一个人（设计孩子的父母）有义务和附属的关系；而孩子的出生是偶然事件、非人为因素控制的情况则没有这个问题。不过，我们的自由跟“我们无法控制的起点”息息相关的想法，还传达着更重大的意义：想要排除偶发性和掌控出生奥秘的想法，不论其加之于孩子自主权的效果如何，都贬低了插手设计孩子的父母，并破坏了父母对子女的养育这一由无条件的爱所规范的社会实践。

这一点把我们带回到天赋的概念。即使不会伤害孩子或是减损他的自主权，优生学父母给子女的养育还是会遭到反对，因为这不仅传达出，并且确立了一个对于世界的特定立场——一个征服和控制的立场。这种立场不仅没有尊重人类力量和成就中的天赋特质，也错失了跟上天所赋予的能力持续协商的那部分自由。

[1]原生质（Protoplansm），包括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是生命的物质基础。——译者注

[2]《我的奋斗》（MeinKampf），希特勒于年出版的自传，结合他的政治意识形态，为德国纳粹思想纲领。——译者注

[3]生命权（right-to-life），是描述人类有基本生存权的惯用语，尤其指不被人杀害的权利，这概念在安乐死、死刑、堕胎、正当防卫和战争的议题辩论上很重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