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妇女肖像。

续接上文《凉山这个地方》

社会等级和土司来龙去脉这个话题占去了我和尔布什哈谈话的相当多时间，而且屡屡从别的话题转回来。我们先是在一个没人的咖啡厅聊，后来在我的旅馆房间聊。他的父亲岭光电年出生，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继承土千户地位，解放前当上了民国政府的立法委员，代表凉山彝族。

说起历史上凉山彝族的等级社会，人们心目中最鲜明的一对角色是黑彝和白彝。在外界大多数人印象里，黑彝是奴隶主贵族，一言九鼎，豪华富有，仆妾成群；白彝是奴隶，被统治阶层，卑弱贫穷。其实并不都是那么回事。首先，白彝不等于奴隶，他们是平民，占凉彝人口的一半。第二，白彝不一定都比黑彝穷，事实上有的白彝很富，拥有大量土地财产，甚至还拥有奴隶，所以也是奴隶主。第三，凉山彝族社会有五个等级，并不只有黑彝和白彝这一对欢喜冤家。注意，这些是清末、民国到解放初期民改前的情况。

凉山奴隶社会博物馆坐落在西昌城外的泸山上，遥遥面对邛海另一侧拔地而起的凉山山原。按博物馆的资料，在清末民初，凉彝五个等级的人口分布如下：兹莫（部族首领）占1%，黑彝（诺合）占6.9%，白彝（曲诺）约50%，阿加（成家奴隶）33%，呷西（单身奴隶）约10%。副馆长尔布什哈说，这个橄榄形分布两头小中间大，符合大多数事情的规律。

彝族妇女肖像。

我觉得凉彝等级社会最有意思的一个特点，是各等级的政治、社会、经济地位可以分离。比如土司，可以傲于人前的是政治地位，面对彝人他们是朝廷的代表，面对朝廷则是彝人的代表。白彝呢，和外界交往比较活跃，尤其是靠近汉区的白彝，学到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商贸繁荣，追求财富，有“熟彝”之称，有人说他们是汉人与黑彝之间的民间桥梁。那么黑彝有什么呢？黑彝被汉人叫做“生彝”，多数居住在高山地带，交通不便，生产低下，物质匮乏，他们不愿意和外族相处，倔强地保持着尚武精神，坚守纯粹血统。

布拖县政府农委的阿措主任告诉我，黑彝、白彝是血统上的划分，不是经济地位上的。我在资料上看见，解放前有的黑彝已很破落，甚至到白彝的田地里当佃农。把土地租给佃农种是封建社会农业的一个特点，明清时代在凉山边缘就开始了，在腹地不多。高傲的黑彝屈尊去当佃农，无疑是老的社会秩序走向崩盘的一个迹象。

彝族妇女肖像。千年凉山的白云苍狗，风霜阳光，在几位妇人面孔上一时间浓缩了。

早年间，朝廷任命的土司是彝区全体人民的主子。后来贵族黑彝部落崛起，轰走了很多土司，于是白彝（平民）就形成了两拨，一拨在土司管下，另一拨在黑彝管下。但是有人指出，有的白彝部落既不归土司也不归黑彝统领，没有主子，不交贡赋也不服劳役，是真正的自由民。这说法看来是有根据的。有篇小说名叫《游荡的枪》，作者是宁南县的俄狄小丰，写的是从清朝晚年到民主改革期间发生在布拖、宁南交界地区的故事，其中就写到一个自行其是的牧猎部落，作者这么写：“尼罗汉草原上，世代居住着一个肥马轻裘的即是牧民又是猎户的家族，姓氏为吉司，那时的首领叫吉司木加，是个中年汉子。吉司氏族历来宣称草原是他们祖先与生俱来的家园，谁也夺不走。多少年来，许多部落对这片水草丰美的牧场垂涎三尺，但顽强的牧民不会让别人轻易得逞。吉司氏族因此成为少有的不受贵族统治的家族，长久地自由自在。”彝族人家论坛上年曾经发生一场讨论，有几个人发帖说自己父辈所在的白彝部落解放前不属于任何黑彝或者土司管辖。他们说的这些部落在甘洛或者雷波、金阳，是凉山边缘。我想，不管这些部落是因土司垮台而获自由的，还是从来都没有过主子，总之有人指出他们的存在，是对凉山社会等级图的一个重要补充。

昭觉县文史资料里有政协的彝族老人写的回忆文章，谈到当年一些黑彝恶少到白彝村落去随意吊打村民，枪杀村民家的狗，要吃索喝。当然不是个个黑彝都这么恶行劣迹的，而白彝也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小说《云崖初暖》讲的是红军长征经过冕宁彝区的故事，写到有威望的白彝头人对黑彝主子的胡作非为有一定制约作用，他们以尊敬态度表达出意见，主子不敢完全不睬。照黑彝的说法，不依附某个黑彝家族的白彝会受外人欺负。《游荡的枪》里那个自由牧猎的吉司家族最终被黑彝征服，可以看作是受欺负也最终得到了保护的一个侧证吧。那个惨遭夜袭的白彝部落的幸存后裔很多年后返回故乡，那地方已经被另一家黑彝占据了，他们绑架了这家黑彝的女儿，唯一的要求是回到故土，宁愿给这个新主子当隶属民。黑彝和白彝的关系竟然这等复杂曲折，实非“奴隶”一个词能定义的。

布拖县拖觉乡，逢场天集市是感受民风、观察民俗的好地方。但是你可能想不到，解放前大凉山腹地并没有集市。解放军进入凉山后的一项工作，就是开办集市，发展贸易。从这个角度说，商品经济在大凉山腹地是个新鲜事物。

传统上凉山腹地的彝人婚姻遵守几个原则：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黑彝极端重视血统的纯正性，不和白彝通婚，当然更不和更低等级通婚。谁要是一时为情所迷犯了那个错误，结局是被迫自杀。他们严守等级的尊严，白彝和奴隶休想晋级当上黑彝。但是民主改革发生后，事情起了变化，这变化揭示了一个原则：人们的行为标准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凉山的民主改革发生在-年，可谓天翻地覆，家支割据消失了，一个长期与外界隔绝的社会纳入了整个国家的一套政治经济结构，原有的生存和发展模式都改变了，就好比我国和世界接轨以后不得不改变很多习惯，即便有人不乐意也势在必行。我问秋丽，60年代有不少黑彝和白彝结婚，真是教育改变了旧的等级观念吗？她说或许有吧，不过那时候贫下中农是高等级，奴隶主是低等级，能攀个贫下中农结婚是积极进步的表现。进行这番谈话时我们正驱车在火烈乡的蜿蜒山路上，一群背着篓子的百褶裙女人们健美的好像蓝天白云阳光，停在路边避车，我听了她说的觉得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连山边瀑布、远村近寨都透亮了。其实不就是一句话么：人往高处奔。

其实老观念已经打破很多了，过去彝人是不和外族通婚的，更不和汉人通婚。即便民国时期，与汉人通婚的彝人都只好流落他乡。我问尔布什哈，他预测凉山的根本性变化将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他承认，随着对外交往和旅游业开展，凉山彝族和外界通婚的趋势会加快。

美姑县侯古莫乡八呷村，曲木阿体正在为酒具上土漆。凉山彝区的漆器，一眼看上去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红黄黑三个颜色。这三个颜色在诺苏人的装饰物中经常见到。

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在传统社会等级表上的位置，好在这些等级今天主要存在于观念中，很少对个人前途有实际影响了。人们获得和维持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方法已纳入了大环境，比如靠政绩升官、靠唱歌成名。

布拖和昭觉之间有个地方叫大坝，两山夹一川，广阔而秀丽。9月底丰收稻田铺满了金色，彝人们全家出动忙碌着，连我这过客都为他们欢欣鼓舞。路边稻田里有四根大约一米高的石头桩子，桩顶上有某种动物的刻像，已经模糊难辨，据说是大象。第一次经过我就注意到石桩。第二次经过，班车司机指说那是土司绑奴隶用的，是文物。后来知道那还真是个重要的凉彝古迹。

凉山历史上最大的土司是元朝的利利土司，他为蒙古人立下了大功，当上统辖凉山的大土司，治所设在西昌，在美姑设有分衙门。后来黑彝造反，分衙门被迫搬到大坝来。利利土司在明朝晚期就被黑彝彻底推翻了，衙门烧剩下的唯一痕迹是这几根夹持牌楼的石桩。现在当地政府正盘算着要不要原地重建衙门作为旅游景点。幸好，我赶在他们动手之前走过。

到清朝末年，土司制度已经颓败，土司管辖地面只及凉山彝区的十分之一，且都是彝区边缘，腹地被各家黑彝分而据之。满清垮台后，土司们更失去了凭依，不会审时度势的就被军阀抓抓放放地敲诈勒索，一会儿说土司治理地方不善，一会儿说要移风易俗，一不小心就被杀了头。这些个倒霉领袖里，最为现今年轻人所知的可能是兹莫日哈，就是《百褶裙》里写的那个年青孱弱、被妻子背叛因而借一段凄美爱情而传名的土司。在正史中他是阿都土司都定臣，清末到民国的凉山四大土司之一。

清早，我踟蹰田野间，眺望乌科高原，它被淡淡云彩缭绕，悬在苞米地之上。都定臣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我透过一些史料来试图探看这个故事，似乎瞧见了比《百褶裙》给我的更多的东西。我觉得在那本书的优美感性之梳下仿佛有意无意疏漏了什么比较坚硬的故事。任何历史真实，摆在后人面前时候都会有不同的版本，这不等于说哪个版本不真实，而是说各版本凑到一起才是历史的真实。但从某个版本的真实里，去感触、抓到自己对历史本质的理解，仍然乐莫大焉。这是我凉山之行最大的收获。

布拖县拖觉乡，在房檐下躲雨的彝人,阿都彝族人使用黄油伞，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已经迅速成了一个新民俗。若是在火把节上看见妇女们打起的成片黄伞漫天盖地游动着，那真是蔚为大观。

可惜文章篇幅所限，我不能在此详细述说我看到的东西。简短地讲，我看到都定臣死在历史大潮里。中国那个时期，皇朝崩台，军阀肆虐，外寇入侵，彝人互斗，军阀则支持这家打击那家，这个5岁继位20岁出头被杀的孱弱土司抵抗不了所有这些，他只是一粒在浪涌里旋转的沙子，最终用死来证明了历史其实只办两件事：演进和淘汰。历史进程是由一个个具体事件来上演的，虽则难免残酷或感伤，却必定有其意义。

我知道很多人宁愿没看见这些坚硬的真实，那转向乌科高原的柔软一面吧。乌科高原是布拖县要推出的一个重点旅游区，每年春夏之交，索玛花开如海，其间牧场片片，山里彝人们秉持着悠久传统，身穿浓郁古典风格的阿都服饰。试想这个氛围要是没有征战，会多么美好。我站在特木里镇寂寥的宽阔街道上这么遥想之时，一个年轻女人立在小马车上，驾着马儿嗒嗒跑来，扭着脸躲过我的镜头。特木里本来是布拖县府所在地，但是县城的新一轮大规模闪亮扩建都发生在城区另一侧，这侧的特木里镇变回它的宁静古朴的边缘本色，退到时光里去了。房屋都是黑褐色的，一个个院门紧闭。

暮色降临，牛群突然从街口拐角悠闲走出来。

我问秋丽，县城旁边哪个村子值得去参观，她说民主村。我找去了，发现它是个已搬迁过的新村，紧挨着新建的豪华宾馆和广场。建县50年庆典一星期后就要举行。老村子被拆的还余下两间摇摇欲坠的破屋，一定会按时彻底消失的。新村的房子统一式样，一排排的。我小心地问一个女人这是民主村吗？可以进去看看吗？没想到她立刻带我去她家的院子，可能是她会错了意，而我何不将错就错。

她家堂屋的窗外挂着一柄收拢的浅蓝色花伞，旁边有金黄色的苞米棒子，配合着房檐下的彩绘牛首装饰。堂屋内虽然仍采用诺苏民宅的传统格局，但改良了很多，首先是室内畜栏没有了，那位置现在是她父亲的卧室，床上悬着蚊帐，很干净。堂屋光亮而空旷，没有阁楼，没有满地堆着的土豆和干草，也没有硕大的旧木箱，光坦坦水泥地面上有个火塘，看着好像赤身裸体颇怪异。院子里另有仓房，内有架着木梯的阁楼，楼上堆着土豆。这个新村的房屋已经把人居、畜栏、粮仓分开来了，房顶也都铺上了瓦。我的好奇让她觉得可乐。这个女人只能说简单的汉语，我稍微多问一点，她就困窘地笑，迟疑着说“不懂”。

居屋的改变，反映了诺苏人生活的众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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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小路图/黎朗、一直、张小路原文刊发于《户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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