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刻地体会到，对我而言这就像从跳板上沉着地跃入大海。”
时隔十年，再次打开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所谓重读如新，手中的书似乎已不是从前那一本。有两个问题，始终在头顶盘旋：《意大利童话》与格林童话是同质同类的文本吗？由卡尔维诺来整理这样一本童话集，其中会有怎样的深意？对此，卡尔维诺的忠实拥趸唐诺有一个说法：“理由很简单，因为是卡尔维诺采集、整理、改写了这两百则故事，是的，因为卡尔维诺，我们警觉到有特别的事发生了。”（《读者时代》P）?那么，如果我们读完则故事却没有看到有“特别的事”发生，大概会很不甘心吧。
译林1年版《意大利童话》（作为“卡尔维诺文集”其中一种），附有三篇文集的序言，作者分别是时任意大利驻中国大使白龙义、作家张洁和翻译家、意大利文学研究专家吕同六。张洁在序言（作于年）中说，卡尔维诺让她想起意大利著名服装设计师范思哲，然后有如下一段如今读来颇觉突兀的评论：
如果说范思哲在某些方面颠覆了人们的审美趣味，以及对颜色的感觉，那么卡尔维诺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做了一个颠覆。把文学从“手工业作坊”里押了出来，把文学从一种“手工操作”，变成“机械化生产”。尽管他的故事、结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但内中确有一个公式。只要能破译这个公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作家。
相信很多作家，对创作谈之类的东西，很难就范。而在卡尔维诺，不要说创作谈，就连操作的精密之处，或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感觉，也能通过他的公式解析出来。
果真如此，倒不失为一件好事情。至少读书笔记好写——只要把公式找出来就可以了。但真实的情形似乎恰好相反：阅读卡尔维诺最困难（或者也是最迷人）之处，正在于他的表达没有公式；而后来我们会发现，卡尔维诺的创作如同一个文体实验的大型工厂，这个工厂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原材料和稀奇古怪的产品，但没有一件可称为“公式”的模具。
说到创作谈，新版《意大利童话》终于用卡尔维诺自己的那篇长达四十三页一万七千字的《前言》，取代了旧版的三篇序文。对于认真而好奇的读者，这无疑是一桩幸事。因为发现“特别的事”的大部分希望，恐怕就要寄托在这篇长文里了。在这篇创作谈里，卡尔维诺会主动供认出他自己的“公式”吗？
（一）童话，还是民间故事？
将这部作品的中文名译为《意大利童话》，很多人对此颇有意见。其主要原因，是书里收录的则故事，大多数似乎称为“民间故事”更合适。由此认为，出版社将此书冠以“童话”之名，或是为牟利而有意误导读者。窃以为，其实不然。仔细想想，这部书译为“意大利童话”是没有问题的。这里说两点理由：
1.西方所称的“童话”，与我们从中文字面出发所理解的“童话”其实是有差异的。
这一点，在阅读安徒生和格林的时候，我们曾有过深入的梳理和讨论。汉语“童话”一词出现于近代，在中文的语境下一般理解为“写给儿童的故事”。但在欧美，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童话”相对应的术语，无论是德语的Volksm?rchen，法语的contedefêes，还是英语的fairytale，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写给儿童的故事”。西方“童话”的出现，无疑早于“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或者“适合儿童阅读的”故事。比如，佩罗童话以及格林童话最早的版本，就完全不是“为儿童的”。
这里不是要否认《意大利童话》作为民间故事的特性，而是想说，当我们在学术的语境下讨论“童话”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将中文词语“童话”与西方所说的“童话”简单地划上等号，以免产生概念上不必要的纠缠。
2.在整理《意大利童话》的过程中，格林童话的编辑方式和体例是卡尔维诺最主要的参照系。
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意大利文书名为Fiabeitaliane。有意思的是，本书的一个英文版本，却将书名译为ItalianFolktales（民间故事）。似乎这样一来，Fiabeitaliane的中文翻译更显得无所适从了。其实我们判断Fiabeitaliane译成“意大利童话”有没有问题，还可以在这本书的出发点和成书过程中找些线索。
卡尔维诺在本书《前言》的开头就提到，之所以会有这么一本集子，是出版一本“意大利的格林”的需要。接下来，卡尔维诺追溯了十六到十八世纪意大利民间故事文本的发展脉络，谈到法国佩罗时代的“童话”，最后落脚到格林兄弟的“童话”，以及“意大利的格林”为什么没有诞生的原因。而在整理文本的过程中，卡尔维诺的主要参照系（“我的工作标准），就是格林童话。如果我们将佩罗和格林兄弟的成果称为“童话”，当然可以将卡尔维诺的这部书称为《意大利童话》。
再次强调，“童话”在这里，只是一个对应不那么严格的中文译名。我们可以说，使用“童话”一词，不仅是因为这本书中的故事大多符合“适合儿童阅读”的标准，也是为了表达的方便。如果一定要有个结论，不妨记住卡尔维诺在《前言》中对“童话”给出的一个不算定义的定义吧：
至于所谓真正的“童话”，指的是那些通常以不确定的国家的国王为主人公而展开的神奇虚幻的故事。（P12）
（二）民间童话，还是创作童话？
按照一般的分类，童话大约有两种：强调保存民间意味的收集整理型童话，以格林童话为代表（虽然格林兄弟的文本后来被证实也算不上是真正的“民间”）；强调文学表达和读者对象特定的创作型童话，以安徒生童话为代表（虽然安徒生的许多作品是由民间童话改编而成）。
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应该划入哪一类？以其粗砺的质感而论，似乎“民间”的成分会更多一些。但如果深入了解编辑的过程，好像也不能那么肯定地一概而论。在《前言》中，卡尔维诺将自己和格林兄弟所做的工作进行比较之后说：“其实我的工作也只算是半科学的，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四分之三的科学，余下的四分之一则是我个人意志的成果。”那么，这四分之一的“人个意志”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1.《意大利童话》的材料来源。
卡尔维诺在《前言》中详细说明了这些民间故事的材料来源和处理方式。这则《意大利童话》，主要是“从意大利方言中收集来的所有种类的童话；代表意大利所有的大区”。在第三部分“民间故事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最终入选的故事的地区分布状况。按材料的丰富程度，大约可以分三个层级：
1)第一方阵：托斯卡纳和西西里地区，以及威尼托地区。
①西西里地区。由朱塞佩·皮特雷整理的《西西里民间童话和中短篇故事》，用方言叙述，是“一本由学者写成的书”，包括共篇故事及篇包含在注释中的故事缩写。年出版，讲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文盲老妇人阿加图扎·麦西娅。
②托斯卡纳地区。由盖拉多尔·涅鲁齐创作的《蒙塔莱民间故事六十则》，是“一本由作家写成的书”，出版于年，主要讲述者是一名叫露易莎·吉娜妮的寡妇。卡尔维诺从这本书中选了五十余则童话。
③威尼斯（威尼托方言区）。特别提到学者多梅尼科·朱塞佩·贝尔诺尼编写的几本童话集（分别出版于、、年）。卡尔维诺从中选了7则进行改写。
2）第二方阵：特兰蒂诺、弗留利、波洛尼亚（博洛尼亚）、罗马（罗斯康芒）、阿布鲁佐（特别提到两部内容丰富的童话集，作者分别为杰纳罗·费纳莫莱和安东尼奥·德·尼诺）、普利亚、卡拉普里亚大区的帕米尔。每个地区都有一些各具特色的童话作品。
3）第三方阵：皮埃蒙特、伦巴第、利古里亚、马尔凯等。发现的故事数量不多。
其他地区如翁布里亚、莫塞利“几乎没有童话故事”，那不勒斯或坎帕尼“缺乏优秀的童话选集”，鲁卡尼地区“找到的不多”。撒丁岛“没有大部头的童话选集”，讲故事的方式沉重而平淡，科西嘉岛的童话则“稀奇古怪”。
2.卡尔维诺的“工作标准”，亦即对原材料进行干预的编辑原则。
在收集整理和编目的基础上，卡尔维诺认为他接下来的编辑工作“相当于格林兄弟第二阶段的整理工作”——“加入了很多自己的东西”：
他们不仅是从德国方言中翻译出了大部分童话，还用类似的版本加以补充，改写讲述中过于粗俗的部分，用自己的表述与相像对原文加以润色，并把各讲述者之间不同的风格进行统一。（P11）
具体说来大致包括：
1）从故事大山中挖掘出最优美、最有原创性和最稀有的版本，抄录时翻译成意大利语。
2)利用不同版本充实所选版本的内容，保留故事原始的特征和内在的统一，使故事更加充实和流畅。
3）对故事中被略去或遗漏的地方进行小心翼翼的增补。
4）使文本中的意大利语保持在一个既不过于个性化，又不过于平淡的水平上。“吸收方言中丰富的相像力以及最具表现力和最不同寻常的构句方式”。
3.根据不同文本的风格，卡尔维诺对每则童话所做的干预。
谈到处理托斯卡纳地区童话的困难时，卡尔维诺提到，他对文本的干预“取决于文本对我的启示”：1）有时文本“令我肃然起敬，使我只能努力一字不差地翻译它；2）有些寓意深刻的童话，“像一个纯粹的出发点，让我进行一次风格的尝试”；接受文本中一些粗俗内容的启示，进行改编；利用翻译的机会，“配置”上自己的叙述等等；3）有时为童话中那些通常没有名字的人物起名字，使这则童话“在诗意的阶梯上跃上一级新的台阶”。
经过以上三个方面内容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童话的编辑工作，不仅包含对文本的采集和归拢，还会涉及到对方言的整理和翻译，以及语言叙事风格的统一，以及编者本人的创造与干预。格林兄弟是这么做的，卡尔维诺也是如此。有些非常重要的文本，在抵达卡尔维诺的案头之前，便已经是经过作家创作改编之后的童话作品（如《蒙塔莱民间故事六十则》）。正如我们并不能因为格林兄弟对原始文本所做的删改而不承认格林童话的“民间童话”特质，我们也不能因为卡尔维诺对各地方言故事风格的干预，而认为这是一部卡尔维诺的创作童话。归类或许不难，但事实本身，总是复杂的。
（三）关于专为儿童阅读的童话。
回到“适合儿童”的问题。或许是注意到格林兄弟的童话文本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得不根据儿童的需要进行调整，卡尔维诺在《前言》中也专门提到了他在编辑过程中对儿童读者需求的考量：
我在选择童话版本时，有必要考虑到将来要读它们或听它们的孩子，我当然已减轻了自己在这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其实，这种需要本身就已经强调了童话要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中承担不同的角色。我们已习惯地认为，童话就是“儿童文学”，然而在十九世纪（或许今天依然如此），当童话还作为一种口头文学传统存在时，尚没有年龄的分别：一则童话只是一个奇迹故事，其中满是那个文化时期所需要的粗俗的表达方式。(P39)
卡尔维诺这段话，至少表达了他对童话与儿童的关系的三个观点：其一，童话是否适合儿童阅读，其责任不必由民间童话的整理者，全部承担；其二，童话本身，需要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中承担不同的角色；其三，童话作为一种口头文化传统，是特定文化时期所需要的表达方式。
“专为儿童阅读的童话的确存在，”卡尔维诺接着说，“但却往往被那些雄心勃勃的小说家所忽视，而只能通过卑微的、家庭式的传统得以延续”，而这其中“残忍暴力、庸俗下流”的部分，是“与我们今天对儿童文学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卡尔维诺认为，“在童话中，神奇色彩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它凌驾于道德意图之上”，“童话中几乎不存在说教或训诫的成分”。这似乎是在说，“神奇”已经足够，不应该让童话来承担对儿童进行道德训诫的任务。
卡尔维诺又说：“或许按照大众的意愿，童话的说教功能不应该存在于故事的内容中，而是要到童话自身的模式以及讲童话和听童话的过程中去寻找。我们也可能把它理解为一种谨慎而又实用的说教方式。”以具有象征意味的《鹦鹉》（第15则）为例，卡尔维诺指出：童话以其出神入化的故事情节吸引了听众，从而预防他们去做坏事，“这是为童话最起码和最保守的辩护”。
关于童话对于儿童的意义，卡尔维诺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回应。但是他关于童话“真正的道德意义”的下面一段话，却非常精彩：
讲故事的人凭借其天生的聪明才智摆脱了缺乏自由的民间传统，摆脱了“只话给人们重复那些陈词滥调的故事，而不能有真正‘创作’”这条不成文的规定。或许在讲故事者本人看来，他只是在原故事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动。但实际上，他最终为我们道出了自己的心声。(P40)
对于所有人，包括儿童在内，童话真正的意义在于童话本身，在于它的“神奇”。从这个角度上讲，童话属于所有人。所谓给儿童的“童话”，也应该同时是给所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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